正是基于自己此種天真和輕率的見解，盧梭竟匆忙地將自己所規定的「主權者」的一言一行，都錯誤地標榜成為一種「公意」，斷然地認為「任何人拒不服從公意的，全體就要迫使他服從公意」。他多麼豪情滿懷地宣揚着自由與平等的崇高理想，卻因為犯了思維邏輯上的錯誤，混淆了公民權利和國家權力這兩種不同的事物，才形成了對於「主權者」的行為，絲毫都不加以限制的錯誤觀點，從而就影響了法國大革命期間，出現此種以公民的名義，殘酷地迫害和屠戮公民的暴政。正是從這點出發，深受他影響的羅伯斯比爾，就不僅被自己壟斷權力的慾望所蠱惑，出於此種心理的驅使，欣喜若狂和順理成章地推行着恐怖的統治，而且最終還使得自己和幾位親密的戰友，也在接踵而來的熱月政變中，同樣是被充滿着恐怖與血腥地處死了。
這部轟轟烈烈的法國大革命的歷史，是在一種壯烈與悲慘的氣氛中間，蒼涼和沉重地躑躅前行的。在法國大革命爆發的十一年之前，盧梭就已經去世，自然是無法看到它種種的場景，也無法作出任何觸動自己靈魂的判斷和反思了。要不然的話，以他如此坦誠和真摯的情懷，如此嚴厲與沉痛地揭示自己過錯的勇氣，肯定會在那一部震撼過多少人心靈的《懺悔錄》裡面，淋漓盡致地陳述自己這一觀點的缺失，義正詞嚴地譴責自己所造成的多麼嚴重的後果吧。
盧梭無法見到的法國大革命，卻被柏克和貢斯當目睹了。比盧梭年輕十餘歲的英國政治學家和美學家柏克，在他自己所撰寫的《法國革命論》裡面，針對當時那種很混亂的情景說道：「如果盧梭還活在人世，在他某個清醒的片刻，是會對自己學生們的實踐的狂熱，感到震驚的」。這位曾經跟盧梭有過交往的作者，對於他作出的此種估計，應該說是符合他異常誠懇的性格的，然而柏克又在《致國民議會一位成員的信》中，很輕蔑地嘲笑「十分雄辯」的盧梭，「肯定有很嚴重的智力障礙」，這是否說得太過分了？
比盧梭年輕五十多歲的法國政治家和小說家貢斯當，則在他自己撰寫的《古代人的自由與現代人的自由》裡面，進一步闡述洛克《政府論》裡的主張說：「人類生活的一部分內容，必然是屬於個人和獨立的，它有權置身于任何社會權能的控制之外。主權只是一個有限和相對的存在」，如果「你確信主權不受到限制，就等於是隨意進行創造，並且向人類社會拋去一種過度龐大的權力，不管它落在什麼人手裡，必定會構成一項罪惡」，接着就中肯地批評說，「盧梭忽視了這個真理，他在《社會契約論》中所犯的錯誤，經常被用來作為自由的頌詞，然而這些頌詞卻是對所有類型的專制政治最可怕的支持」。貢斯當多麼清晰明了地指出盧梭這種錯誤的實質，比起柏克在《法國革命論》中更側重於情感的宣洩來，真是籠罩着一種說服力極強的理論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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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盧梭在理論上的這種失誤，貢斯當還十分強調地指出：「由權力的本質所決定，只要可以不受懲罰地濫用，它就會受到更多的濫用」。他對於「權力的本質」，實在是瞭解得太透徹和深刻了，從而才會斬釘截鐵地作出這種理論性的規定，「對於主權加以限制，這既是現實的，也是可能的」，「權力的分散與制衡，將使其得到更為嚴格的保障」。在這個十分具有邏輯力量的科學界說中間，可以多麼明顯地看出孟德斯鳩對於他的影響，正因為是如此，就使得他更容易判明盧梭在闡述這個問題的時候，存在着多麼嚴重的弊端了。
而比盧梭晚生一百六十年的羅素，在自己撰寫的《西方哲學史》裡面，也抨擊他那種關於「公意」的說法，「使得領袖和他的民眾能夠具有一種神秘的等同」，是「黑格爾替普魯士獨裁製度辯護時盡可以加以利用的」，同樣都是貶抑得相當的厲害，卻又不能不說是擊中了問題的實質和要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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盧梭一心一意想要追求自由與平等的精神，卻由於存在着若干錯誤的觀點，因此對於後來爆發的法國大革命這一歷史進程，就產生過完全出乎自己意料之外的消極影響。在這個傑出的歷史人物身上，真是蘊涵著多麼沉痛的悲劇意味。
盧梭自然是不可能見到和知悉法國大革命的實況了，也不可能有機會去閲讀柏克、貢斯當和羅素的那些著作，認真地辨別和思考他們的批評意見了。這些對於歷史的沉思，只好由後來的人們承擔起來，真是責任重大啊！
我肅穆地站在盧梭的銅像面前，傾聽著從遠處吹拂過來的微風，把自己頭頂紛紛揚揚飄搖着的樹葉，摩擦和彈奏出了瑟瑟的聲響，使我感到了些許的寒意，於是趕緊尋覓着穿過樹葉的陽光，瞅見它絲絲縷縷地抖落在青草叢中的影紋，閃閃爍爍地反射在盧梭那俊秀的臉龐上。我默默地張望着正陷入沉思中的盧梭，深深地信任他這顆永遠追求善良、反思自己和嚮往淨化的心靈。
人生幾度秋涼
王充閭
一
威基基海灘，初秋。
夕陽在金色霞暉中緩緩地滾動，一爐赤焰濺射着熠熠光華，染紅了周邊的天空、海面，又在高大的椰林間灑下斑駁的光影。沐着和煦的晚風，張學良將軍與夫人趙一荻女士攜手，步出希爾頓公寓，順着林木扶疏的甬路向黃燦燦的海濱走來。他從大洋彼岸來到夏威夷，僅僅幾個月，就被這絢美的萬頃金灘深深地吸引住了，几乎每天傍晚都要來消遣一段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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