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政管理中，「忠」強制一切，從喪葬到納稅。稅吏、警察、地方徵兵官員都是臣民盡忠的中介。按照日本人的觀點，遵守法律就是對他們的最高恩情——「皇恩」的回報。這一點與美國的風習形成最強烈的對照。在美國人看來，任何新法律——從有關停車的尾燈標誌到所得稅，都是對個人事務中的個人自由的幹涉，都會在全國激起憤慨。聯邦法律更受到雙重懷疑，因為它幹擾各州的立法權，認為它是華盛頓官僚集團強加於國民的。許多國民認為，對那些法律，無論怎樣反對，也不能滿足國民的自尊心。因此，日本人認為美國人是無法無天，我們則說他們是缺乏民主觀念的馴民。兩國國民的自尊心與彼此不同的態度有聯繫，也許這種說法更符合實際。在美國，自尊心是與自己處理自己的事聯繫在一起的；在日本，自尊心則是與對施恩者報恩聯繫在一起的。這兩種習俗各有各的難處：我們的難處在於，即使對全國有利的法規，也很難被接受。他們的難處在於，人們一生都處於負恩重壓的陰影之下。也許，每個日本人都能在某些場合找到既不觸犯法律，又能迴避苛求的辦法。他們還讚賞某種暴力、直接行動和私人報復，而這些卻是美國人不讚成的。然而，儘管有這些保留條件以及其他可以列舉的保留條件，「忠」對日本人的支配力仍然是無可懷疑的。
當1945年8月14日日本投降時，「忠」在全世界顯示了難以置信的威力。許多對日本有體驗或瞭解的西方人士都認為日本不可能投降。他們聲稱，幻想那些分佈在亞洲和太平洋諸島上的日軍會和平地放下武器，簡直是過於天真。日軍的許多部隊還沒遭受過地區性的失敗，他們還確信自己的戰爭是正義的。日本本土各島，到處都是誓死頑抗者。佔領軍——其先頭部隊只能是小部隊——如果前進至艦炮射程以外，就有被殘殺的危險。在戰爭中，日本人是什麼事都幹出來的：他們是好戰的民族。這類美國分析家沒有考慮到「忠」的作用。天皇說了話，戰爭就結束了。在天皇的聲音尚未廣播之前，頑強的反對者們圍住皇宮，試圖阻止停戰詔書的宣佈。但一旦宣佈，他們就全都服從了。不論是在滿洲，或爪哇等地的前線司令官，或者是本土的東條們沒有一個人反對。我們的軍隊在機場著陸後，受到了禮貌的歡迎。外國記者中有一個人這樣寫道，早晨著陸時還手指不離手槍，中午時就把槍收了起來，傍晚便悠閒地上街採購日用品了。日本人現在是用遵守和平的辦法使「陛下安心」了。而在一個星期前，他們還發誓要奮身用竹槍擊退夷狄來使「陛下安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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