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花與劍

作者：班尼迪

第81，共197。

這種態度並沒有什麼不可思議，除非那些西方人，他們不承認支配人類行為的情緒是會變化的。有些人宣稱，日本民族只會滅絶，別無其他出路；另一些人則主張，只有自由主義者掌握政權，推翻現政府，日本才能得救。這兩種分析，如果說的是一個全力以赴、全民支持、進行總體戰的西方國家，那還可以理解。但是，他們以為日本的行動方針和西方國家基本相同，這就錯了。甚至在平安無事地佔領日本幾個月之後，有些西方人士還在預言，一切機會均已失去，因為日本沒有發生西方式的革命，或者說因為「日本人不懂得他們已經被打敗」。這是西方的社會哲學，是以西方的真理標準為基礎的。但是，日本不是西方國家，它沒有採用西方各國那種最後的力量：革命。它也沒有用消極破壞等辦法來對抗佔領軍。他們使用自己所固有的力量，即能夠在戰鬥力未被完全摧毀以前，就要求自己把無條件投降這一巨大代價作為「忠」。在他們看來，這種巨大的代價仍然是有價值的，他們獲得了最珍視的東西，他們有權力說：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說，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律仍然是「忠」。
第七章「情義最難接受」
日本人常說，「情義①最難接受」。一個人必須報答「情義」，就像必須報答「義務」一樣。但是，「情義」所要求的義務和「義務」所要求的義務分屬不同的系列。英語中根本找不到與「情義」相當的詞。人類學家從世界文化中所發現的一切奇特的道德義務範疇中，「情義」也是最奇特的一個。它是日本所特有的。「忠」與「孝」是日本和中國共有的道德規範，日本對這兩個概念雖有些改變，但與其他東方各國所熟悉的道德性要求仍有某種淵源類似點。「情義」則既與中國儒教無關，也非來自東方的佛教。它是日本獨有的範疇，不瞭解情義就不可能瞭解日本人的行為方式。日本人在談及行為的動機、名譽以及他在本國所遇到的各種麻煩時，都經常要說到「情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