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對失敗、誹謗或排斥的反應很敏感，因而極易惱恨自己而不去惱恨別人。近幾十年，日本的小說一再描寫有教養的日本人如何在極端狂怒與悲傷抑鬱之間輾轉不安。這些小說中的主角厭煩一切，厭煩日常生活，厭煩家庭，厭煩城市，厭煩鄉村。他們的厭倦並非由於未達到理想，亦即與理想的偉大目標相比，一切努力都渺小得可憐。它不是來自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日本人一旦有追求重大使命的遠景，厭倦情緒就會消失，不管這個目標多麼遙遠，厭倦情緒也會消失得無影無蹤。日本人所特有的這種厭倦是一種敏於感傷的疾病。他們把被擯斥的恐怖引向內心，不知如何自處。日本小說中描寫的厭倦心理狀態與我們熟悉的俄國小說不同。在俄國小說中，現實世界與理想世界的對立是小說主人公一切苦悶經驗的基礎。喬治·桑塞姆爵土（Sir George Sansom）曾經說過，日本人缺乏這種現實與理想的對立感。他這樣說，並不是為了說明日本人厭煩的根源，而是為了說明日本人的哲學是怎樣形成的，以及他們對人生的一般態度。的確，這種與西方基本觀念的對立，已經遠遠超出此處所指的特殊事例範圍，但與日本人的動輒憂鬱卻有特殊關係。日本和俄國都是喜歡在小說中描寫厭倦的民族，這和美國形成鮮明的對照。美國小說不大寫這種題材。美國小說把書中人物的不幸歸咎於性格缺陷，或殘酷社會的虐待，而很少描寫單純的厭煩。描寫一個人與環境不協調總有一個原因，作者總是讓讀者從道義上責備主人公的性格缺陷或社會秩序中存在的弊端。日本也有無產者小說，譴責城市中可悲的經濟狀況以及漁船上的可怖事件。但是，正如一位作家說的，日本的人物小說所暴露的是這樣一種社會，在那個社會裡，人們情緒爆發時就象有毒的氣體在漂蕩。小說的主人公或作者都不認為有必要分析周圍的環境或主人公的經歷，以弄清陰雲來自何處。它說來就來，說去就去，人們都容易傷感。古代英雄慣於向敵人進行攻擊，他們則把這種攻擊轉而向內。在他們看來，他們的憂鬱似乎沒有明確的原因。雖然也不無找些事件當作原因，但這些事件留給人們的印象則至多不過是一種象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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