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曰：設民以數萬之鈔，盡欲易錢，則錢莊何以給之？答曰：大鈔惟準易小鈔，小鈔方準易錢，且民間藏錢不准過一千貫，又豈慮其難給乎？

或曰：顧氏《日知錄》嘗極言鈔法不可行，通人之論，似不可違。答曰：顧氏見鈔之廢，以為帝王之權有所不行，而不知特由於錢糧不收鈔之故也。且顧氏所惡者宋金元明之鈔耳。今能盡舉其弊而去之，雖亭林先生復生，亦必以為可行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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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曰：鈔行而財用足，則風俗奢侈，亦一弊也。答曰：沃土之民不材，理固有之，然加之以教，既富方谷，亦易為善，豈反慮其足耶？

或曰：如此不幾于聚斂乎？答曰：所惡於聚斂者，為其剝民以利國也。若鈔法則並未取民分毫之利，而民反受其益，豈可與桑弘羊之平準，王安石之青苗同日語哉！

或曰：恐奉行者不皆得人，雖良法豈能無弊。答曰：天下之法，皆可以生弊。然立法之初，必先求其盡善而後行，至其小小利害，又當隨時變通之，而大體卒不可改。但得賢者一二人操其權，則其下奉行之人，又誰敢舞弊乎？

或曰：此外豈別無足財之策，何事行鈔？答曰：天下之財，止有此數，損上則益下，損下則益上，故計臣言富國之道，未有不病民者。司馬公所以言不加賦而國用足，必無之理也。惟行鈔則取之不盡，而非取於民也，實為法之良者。第前人行之，尚未能盡其妙耳。

金史云：有司乞罷七年厘革之限，交鈔字昏方換，而收斂無術，出多入少，民浸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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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出多入少，最是行鈔大病，鈔之所以輕也，況更有出而無入耶！至于鈔輕而議更造，則民病，而鈔益輕矣。

金宣宗貞佑三年，胥鼎上言曰：今之物重，其弊由於鈔窒，有出而無入也。雖院務稅增收數倍，而所納皆十貫例大鈔，此何益哉！今十貫例者，民間甚多，以無所歸，故市易多用見錢，而鈔每貫僅值一錢，曾不及工墨之費。臣愚謂宜權禁見錢。自是錢貨不用，富家內困藏鏹之限，外變交鈔，屢弊皆至窘敗，謂之坐化，商人往往舟運貿易於江淮，錢多入于宋矣。

按錢與鈔，當相需為用，欲重鈔而禁富家之多藏錢可也，竟欲禁錢不用，過矣。

《金史》曰：在官利於用大鈔，而大鈔出多，民益見輕，在私利於得小鈔，而小鈔入多，國亦無補。於是禁官不得用大鈔，已而恐民用銀而不用鈔，則又責民以鈔納官，以示必行。先造二十貫至百貫例，後造二百貫至千貫例，先後輕重不倫，民益眩惑。及不得已，則限以數年，限以地方，公私受納，限以分數，由是民疑日深。其間易交鈔為寶券，寶券未久，更作通寶，準銀並用，通寶未久，復作寶泉，寶泉未久，織綾印造，名曰珍貨，珍貨未久，復作寶會，訖無定製，而金詐訖矣。

按金之末造，疲于用兵，雖使貨財山積，亦必不足於用矣，而急急屢更其鈔法，有何益哉？若以金之亡而歸咎于鈔法之不可行。是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之論也。按在官利於用大鈔，在民利於用小鈔，此亦金之時勢使然。若天下承平，中外一家，商賈流通，則民亦甚便于用大鈔也。今之會票，或萬或千，何不便之有乎？

元史劉宣言：原交鈔所起，漢唐以來皆未嘗有。宋紹興初，軍餉不繼，造此以誘商旅，為沿邊糴買之計。比銅錢易於賫擎，民甚便之。稍有滯礙，即用見錢，尚存古人子母相權之意。日增月益，其法浸弊。

明史云：憲宗令內外課程，錢鈔兼收，官俸軍餉亦兼支錢鈔，是時鈔一貫不能值錢一文，而計鈔征之民，則每貫征銀二分五厘，民以大困。正德三年，以太倉積錢給官俸十分為率，錢一銀九。嘉靖四年，令宣課分司，收稅鈔一貫，折銀三厘，錢七文折銀一分。是時鈔久不行，錢亦大壅，益專用銀矣。

按宋金元用鈔，皆與一代相終始，雖其間不能無弊，然未有廢鈔而不用者。獨明至中葉，鈔竟不行何也？以銀幣盛用故耳。而銀幣所以盛，一壞於太祖立法之初。既禁用金銀，而九年復許以銀代輸租稅，所以兩浙、江西、閩、廣之民，重錢輕鈔，至以錢百六十文折鈔一貫，而物價翔貴也。再壞於英宗即位，收賦有米麥折銀之令，遂減諸納鈔者，而以米銀錢當鈔，弛用銀之禁。由是朝野率皆用銀，其小者用錢，而鈔壅不行也。邱浚云：鈔法不可行，以用之者無權也，信哉。

《明史》：鈔法自弘正間廢，天啟時給事中惠世揚復請造行。崇禎末有蔣臣者申其說，擢為戶部司務。倪元璐方掌部事，力主之，然終不可行而止。

按崇禎時，國勢方殆，即欲行鈔，民安肯信之哉？所以當時識者，皆追咎弘正間之廢鈔法也。使鈔法行，而不以銀為重，即萬曆時礦稅之害，亦何自而興哉！

韓文公策問曰：今天下谷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耕者不多而谷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其故又何也？

按此乃錢荒之弊。唐人用錢其弊如此！今天下用銀，能無銀荒之弊乎？欲救其弊，固莫如用鈔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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