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知錄》曰：唐宋以前，上下通行之貨，一皆以錢而已，未嘗用銀。《漢書》食貨志言：秦並天下，幣為二等，而珠玉龜貝銀錫之屬為器飾，不為幣。孝武所造白金三品，尋廢不行。《舊唐書》憲宗元和三年六月詔曰：天下有銀之山，必有銅礦。銅者可資于鼓鑄，銀者無益於生人。其天下自五嶺以北，見采銀坑，並宜禁斷。然考之《通典》謂：梁初惟京師及三吳荊郢江湘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谷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為貨，而唐韓愈奏狀，亦言五嶺買賣，一以銀。元稹奏狀言，自嶺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以外，亦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用水銀硃朱彩繪巾帽以相市。《宋史·仁宗紀》，景佑二年，詔諸路歲輸緡錢，福建二廣易以銀，江東以帛。於是有以銀當緡錢者矣。《金史·食貨志》：舊例銀每鋌五十兩，其值百貫，民間或有截鑿之者，其價亦隨低昂，遂改鑄銀，名承安寶貨，一兩至十兩分五等，每兩折錢二貫，公私同見錢用。又云：更造興定寶泉，每貫當通寶十五，又以綾印製元光珍貨同銀鈔，及余鈔行之。行之未久，銀價日貴，寶泉日賤，民但以銀論價。至元光二年，寶泉幾于不用。哀宗正大間，民間但以銀市易，此今日上下用銀之始。

按銀之用，始盛于金末，至明中葉而益盛。物莫能兩大，此鈔法之所以壞也。唐以前無鈔，尚不用銀，則既用鈔用錢，又何為必用銀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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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知錄》云：議者但言洪武間鈔法通行。考之實錄，二十七年八月丙戌，禁用銅錢矣，三十年三月甲子，禁用金銀矣，三十五年十二月甲寅，命俸米折支鈔者，每石增五貫為十貫。是國初造鈔之後，不過數年，而其法已漸壞不行。於是有奸惡之條，充賞之格，而卒亦不能行也。蓋昏爛倒換，出入之弊，必至于此。乃以鈔之不利，而並錢禁之，廢堅剛可久之貨，而行軟熟易敗之物，宜其弗順於人情，而卒至于滯閣，後世興利之臣，慎無言此可矣。

按此一條，可知明初立法之未善。蓋金銀可禁，銅錢則豈可禁乎？亭林先生所以深惡鈔法者，不過以其昏爛倒換，出入之弊耳。今若以佳紙製造大鈔，選天下善書者書之，裝潢糊裱，行用時以函藏之，又何有昏爛倒換之虞乎！小鈔必自二貫起，則程式亦可精工，行用者必加慎重，而昏爛亦少。唐宋人字畫傳至今者有矣，豈以紙虞其易壞哉？又鈔之昏暗者，準其納錢糧，則陰用倒換之法，而無其害矣。惜乎前人造鈔，見未及此，恨不起亭林先生一質斯論也。

《日知錄》云：國初民間所納官糧皆米麥也，或折以鈔布，百官所受俸亦米也，或折以鈔。其後鈔不行，而代以銀，於是糧之重者愈重，而俸之輕者愈輕，其弊在於以鈔折米，以米折鈔，以銀折米，而世莫究其源流也。

此不善用鈔之弊，後人所宜鑒也。

《文獻通考》云：歷代多即坑冶附近之所，置監鑄錢，亦以錢之置日輕，其用日廣，不容不多置監以供用。中興以來，始轉而為楮幣。夫錢重而值少，則多置監以鑄之可也。楮輕而值多，則就行都印造足矣。今既有行在會子，又有川引淮引，湖會各自印造，而其末也，收換不行，稱提無策，何哉？蓋直會子之初意，非即以會為錢，蓋以茶鹽鈔引之屬視之，而暫以權錢耳。然鈔引所直者重，只令商人憑以取茶鹽香貨，故必須分路。會子則公私買賣支給，無往不用，且自一貫造至二百，則是明以之當現錢矣。又況賫輕用重，千里之遠，數萬之緡，一夫之力，剋日可到，則何必川自川，淮自淮，湖自湖，而使後來或廢或用，號令反覆，民聽疑惑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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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見前人行鈔分地之弊。○行鈔之功

宋張慤字伯誠，高宗為兵馬大元帥，募諸道兵勤王。慤飛輓踵道，建議即元帥府印給票鈔，以便商旅。不閲旬得緡錢五十萬以佐軍。高宗器重之。慤善理財，論錢谷利害，猶指諸掌。《河間府志》

按此見行軍時用鈔之便。

宋陝西河東顆鹽，舊官自搬運，置務拘賣。兵部員外郎范祥始為鈔法，令商人就邊郡入錢售鈔，請任其私賣鹽，得錢以實塞下，省數十郡搬運之費。《衍義補》

按此見行鹽用鈔之便。

宋高宗時，錢端禮知臨安府，建言，楮幣已行累月，合支官錢，造會子。詔入都茶場置會子務，錢端禮為六務出納制用皆有法。按鈔法亦在奉行之得其人，端禮亦善於立法者。

宋史：嘉定五年，制臣劉光祖乃會總所，以第六第新會五萬緡，令軍民以舊楮二而易其一，繼又令軍民以一楮半而易其一，又請于朝，添給新楮十萬，軍民賴之。

元劉肅洛水人擢正定宣撫使。中統新鈔行罷，銀鈔不用。正定以銀鈔交通於外者，凡八千餘貫，公私囂然，莫知所措。肅建三策，一曰仍舊鈔，二曰新舊兼用，三曰官以新鈔，如數易舊。中書從其第三策，遂降鈔五十萬貫。

按此良吏之能惠其民者。行鈔先以利民為主，其次則不累民可也。○廣鈔之利

《金史》云：大定八年，民有犯銅禁者。上曰：銷錢作銅，舊有禁令，然民間猶有鑄鏡者，非銷錢而何？遂並禁之。十二年，上曰：金銀山澤之利，當以與民，惟錢不當私鑄。今國家財用豐盈，若流布四方，與在官何異。

按《文獻通考》云：上無搜銅之勞，下無犯禁之苦，亦一便也。以此為行鈔之利。然行鈔亦豈能全不用錢乎？既用錢，則必防私鑄私毀之弊，是銅禁仍未可弛也。要之用鈔之利，豈止於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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