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唐書‧楊惠元傳》：「充神策京西兵馬使，鎮奉天，詔移京西，戍兵萬二千人，以備關東，帝禦望春樓，賜宴，諸將列坐。酒至，神策將士皆不飲，帝使問之。惠元時為都將，對曰：『臣初發奉天，本軍帥張巨濟與臣等約曰：‘斯役也，將策大勛，建大名，凱旋之日，當共為歡。苟未戎捷，無以飲酒。故臣等不敢違約而飲。』既發，有司供餼于道路，唯惠元一軍瓶不發，上稱嘆久之，降璽書慰勞。及田悅叛，詔惠元領禁兵三千，與諸將討伐，禦河奪三橋，皆惠元之功也。」能以眾整如此，即治國何難哉！

魏文成帝大安四年，釀酤飲者皆斬。金海陵正隆五年，朝官飲酒者死。元世祖至元二十年，造酒者本身配役，財產女子沒官。可謂用重典者矣。然立法太過，故不久而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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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為地險，酒為人險。故《易》交之言酒者無非《坎卦》，而《萍氏》：「掌國之水禁」，水與酒同官。徐尚書石腆有云：「傳曰：『水懦弱，民押而玩之，故多死焉。』酒之禍烈于火，而其親人甚于水，有以夫，世盡夭于酒而不覺也，」讀是言者可以知保生之道。《螢雪叢說》言：「頃年陳公大卿生平好飲，一日席上與同僚談，舉知命者不立乎岩牆之下，問之，其人曰：『酒亦岩牆也。』陳因是有聞，遂終身不飲。」頃者米醪不足，而煙酒興焉，則真變而為人矣。

○賭博萬曆之末，太平無事，士大夫無所用心，問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啟中，始行馬弔之戲。而今之朝士，若江南、山東，凡於無人不為此。有如韋昭論所云：「窮日盡明，繼以脂燭。人事曠而不修，賓旅闕而不接」者。籲！可異也。考之《漢書》：安丘侯張拾、己阝侯黃遂、樊侯蔡闢方，並坐搏扌，免為城旦。師古曰：「搏，或作『博』，六博也。扌，意錢之屬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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皆戲而賭取財物。《宋書‧王景文傳》：「為右衛將軍，坐與奉朝請毛法因蒲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傳》：「為員外郎十年，再坐樗蒲戲免」。《南史‧王質傳》：「為司徒左長史，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刑志》：「大定八年，制：品官犯賭博法，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既為職官，當先廉恥。既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之。』」今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余食糧差操，亦此意也，但百人之中未有一人坐罪者，上下相容而法不行故也。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間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蒲博之具，悉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樸，卒成中興之業，為晉名臣。唐宋為殿中侍御史，同列有搏于台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為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于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慇勤戒敕曰：「無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蒲得人供奉，常後出，專主蒲簿，計算鈎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用之而敗。玄宗未年，荒佚，遂以小人乘君子之器，此亦國家之妖孽也。今之士大夫不慕姚崇、宋，而學楊國忠，亦終必亡而已矣。《山堂考索》：「宋大中祥符五年三月丁酉，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琉，嘗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制之嚴如此，今之進士有以不工賭博為恥者矣。

《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樗蒲，老子人胡所作，外國戲耳。近日士大夫多為之，安得不胥天下而為外國乎？」

《遼史》：「穆宗應歷十九年正月甲午，與群臣為葉格戲，」解曰：「宋錢僖公家有頁子揭格之戲。」而其年二月己巳，即為小哥等所殺。君臣為謔，其禍乃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執之，其能免于效尤之咎乎！

《宋史‧太宗紀》：「淳化二年閏月己丑，詔犯蒲博者斬。」《元史‧世祖紀》：「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刑亂國用重典，固當如此。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繇？曰：君子勤禮，小人儘力。

○京債赴銓守候，京債之累，于今為甚。《舊唐書‧武宗紀》：「會昌二年二月丙寅，中書奏：『赴選官多京債，到任填還，致其貪求，罔不由此。今年三銓，于前件州府得官者，許連狀相保，戶部各備兩月加給料錢，至支時折下，所冀初官到任，不帶息債，衣食稍足，可責清廉。』從之。」蓋唐時有東選、南選，其在京銓授者止關內、河東兩道。訪使所屬之官，不出一千餘里之內，而猶念其舉債之累，先於戶部給與二月料錢，非惟恤下之仁，亦有勸廉之法。與今之職官到任，先辦京債，剝下未足，而或借庫銀以償之者，得失之數較然可知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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