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音五方之語雖各不同，然使友天下之十而操一鄉之音，亦君子之所不取也。故仲由之彥，夫子病之；鴻舌之人，盂于所斥。而《宋書》謂高祖雖「累葉江南，楚言未變，雅道風流無聞焉爾」。又謂長沙王道憐「素無才能，言音甚楚，舉止施為，多諸鄙拙」。《世說》言：「劉真長見王丞相，既出，人問見王公雲何？答曰：『未見他異，惟聞作吳語耳。』」又言：「王大將軍年少時，舊有田舍名，語音亦楚。」又言：「支道林人東，見王于猷兄弟還，人間見諸王何如？答曰：『見一群白項鳥，但聞喚啞啞聲。』」《北史》謂丹楊王劉昶呵罵僮仆，音雜夷夏。雖在公坐，諸王每侮弄之。夫以創業之君，中興之相，不免時人之議，而況于士大夫乎。北齊楊忄音稱裴讞之曰：「河東士族，京官不少，惟此家兄弟全無鄉音。」其所賤可知矣。至于著書作文，尤忌俚俗。《公羊》多齊言，《淮南》多楚語，若《易》傳、《論語》何嘗有一字哉。若乃講經授學，彌重文言，是以孫詳、蔣顯曾習《周官》，而音乖楚夏，則學徒不至；李業興學問深博，而舊音不改，則為梁人所笑。郵下人士音辭鄙陋，風操蚩量拙，則顏之推不願以為兒師。是則惟君于為能通天下之志，蓋必自其發言始也。

《金史‧國語解》序曰：「今文《尚書》辭多奇澀，蓋亦當世之方音也。」荀子每言：「案《楚辭》每言『羌』，皆方音。」劉勰《文心雕龍》云：「張華論韻，謂士衡多楚，可謂銜靈均之聲余，失黃鐘之正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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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語後魏初定中原，軍容號令皆本國語。後染華俗，多不能通，故錄其本言相傳教習，謂之國語。孝文帝命侯伏、侯可、悉陵以國語譯《孝經》之旨，教於國人，謂之《國語孝經》。而歷考《後魏》、《北齊》二書，若盂威以明解北人語，敕在著作，以備推訪；孫搴以通鮮卑語，宣傳號令；祖以解卑語免罪，復參相府；劉世清以能通四裔語，為當時第一，後主命作突厥語翻《涅經》，以遺突厥可汗。並見遇時主，寵絶群僚。然其官名制度無一不用漢語。而魏孝文太和十九年六月己亥詔：「不得以北俗之語言于朝廷，違者免所居官。」北齊書‧高昂傳》：「于時鮮卑共輕中華朝士，唯憚服于昂。高祖每申令三軍，常鮮卑語；昂若在列，則為華言。」孝文用夏變夷之主，齊神武亦英雄有大略者也。契丹偏居北陲，始以本國之言為官名號令，而《遼史》創立《國語解》一篇，自是金元亦多循之，而北俗之語遂載之史書，傳于後代矣。

後魏《平陽公丕傳》：「丕雅愛本風，不達新式。至于變俗遷灘，改官制服，禁絶舊言，皆所不願。帝亦不逼之，但誘示大理，令其不生同異。」變俗之難如此。今則拓跋宇文之語不傳于史冊者已蕩然無餘，一時眾楚之淋固不能勝三紀遷殷之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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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唐康福善諸蕃語。明宗聽政之暇，每召入便殿，咨訪時事，福即以著語奏之。樞密使安重誨惡焉，嘗面戒之曰：「康福但亂奏事，有日斬之！」

○外國風俗歷九州之風俗，考前代之史書，中國之不如外國者有之矣。《遼史》言：「契丹部族生生之資仰給畜牧，績毛飲氵重，以為衣食。各安舊風，狃習勞事，不見紛華異物而遷故。家給人足，戎備整完，卒之虎視四方，強朝弱附。」《金史》：「世宗嘗謂宰臣曰：『朕見女直風俗，迄今不忘。今之燕飲音樂皆習漢風，非朕心所好，東宮不知女直風俗，第以朕故，猶尚存之，恐異日一變此風，非長久之計。』」他日與臣下論及古今，又曰：「『女直舊風，雖不知書，然其祭天地，敬親戚，尊耆老，接賓客，信朋友，禮意款曲，皆出自然，其善與古書所載無異。汝輩不可忘也。』乃禁女直人不得改稱漢姓，學南人衣裝，犯者抵罪。」又曰：「女直舊風，凡酒食會聚，以騎射為樂，今則弈棋、雙陸，宜悉禁止，令習騎射，」又曰：「遼不忘舊俗，朕以為是。海陵習學漢人風俗，是忘本也。若依國家舊風，四境可以無虞，此長久之計也。」《邵氏聞見錄》言：「回紇風俗樸厚，君臣之等不甚異，故眾志專一，勁健無敵。自有功于唐，賜遺豐腴。登裡可汗始自尊大，築宮室以居，婦人有粉黛文綉之飾。中國為之虛耗，而其俗亦壞。昔者祭公謀父之言：“犬戎樹，能帥舊德，而守終純固。’由余之對穆公言：『戎夷之俗，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忠信，以事其上。』一國之政猶一身之治，其所以有國而長，世用此道也。及乎薦居日久，漸染華風，不務《詩》《書》，唯徵玩好，服飾竟於無等，財賄溢于靡用，驕淫矜侉，浸以成習，於是中行有變俗之譏，賈生有五餌之策。又其末也，則有如張昭遠以皇弟、皇子喜徘優，飾姬妾，而卜沙陀之不永；張舜民見大孫好音樂、美姝、名茶、古畫，而知契丹之將亡。後之君子誠監于斯，則知所以勝之之道矣。」

《史記》言：「匈奴獄久者不過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鹽鐵論》言：「匈奴之俗略于文而敏於事。」宋鄧肅對高宗言：「外國之巧在文書簡，簡故速。中國之患在文書繁，繁故遲。」《遼史》言：「朝廷之上，事簡職專，此遼之所以興也。」

然則外國之能勝於中國者惟其簡易而已，若舍其所長而效人之短，吾見其立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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