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史‧食貨志》言：「金起東海，其俗純實，可與返占。初人中夏，民多流亡，土多曠閒。兵威所加，遺黎惴惴，何求不獲？于斯時縱不能復井地溝洫之制，若用唐之永業口分以制民產，放其租庸調之法以足國計，何至百年之內，所為經畫紛紛然與其國相終始邪？其弊在於急一時之利，踵久壞之法。及其中葉，鄙遼儉樸，襲宋繁縟之文；懲宋寬柔，加遼操切之政。是棄二國之所長，而並用其所短也。繁縟勝必至于傷財，操切勝必至于害民。訖金之世，國用易匱，民心易離，豈不繇是與？作法不慎厥初，變法以救其弊，祗益甚焉耳。」其論金時之弊至為明切。

魏太武始制反逆、殺人、好盜之法，號令明白，政事清簡，尼系訊連逮之煩；百姓安之。宋余靖言：「燕薊之地，陷入契丹且萬年，而民亡南顧心者，以契丹之法簡易，鹽麥俱賤，科役不煩故也。」是則省刑薄斂之效無所分于中外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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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徙戎武後時，外國多遣子入侍，其論欽陵、阿史德、元珍、孫萬榮等，皆因充侍子，得遍觀中國形勢，其後競為邊害。先是，天授三年左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誡。蠻貊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邇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有時朝謁，願受向化之誠，請納梯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微求侍子。諭令解辮，使襲衣冠，築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矢，則距邊長而微質短。殷鑒在昔，豈可不慮。昔郭欽獻策于武皇，江統納諫于惠主，咸以戎翟人居，必生事變。晉帝不用二臣之遠策，好慕向化之虛名，縱其習《史》、《漢》等書，言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竊惟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侍，並叨殊獎。或執敦丹墀，策名戎秩；或曳裾癢序，高步璺門。服改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睹衣冠之儀；目覽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于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效；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于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戎人廣其縱橫之智。雖有慕化之美，苟悅于當時；而狼子野心，旋生於異日。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繇于此。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於齊人，猶不可以示之，況于寇戎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于吳，使其子狐庸為吳行人，教吳戰陳，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取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又按《漢書》：桓帝遷五部匈奴于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徙，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幽州，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書》：陳湯云：‘夫匈奴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樸鈍，弓彎不利。今聞頗得漢巧，然猶三而當一。繇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敵人得法，況處之中國而使之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為《太史公書》有戰國從橫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本朝諸王尚不可與，況外國乎！臣竊計秦井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調散，以晉惠方之，八王之喪師輕於楚漢之割地，冒頓之全實過于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為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勝於城邑，以氈美于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為生不習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于中國者，為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但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誕，四人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名，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鼎峙者，為居漢故也。向使元海不曾內徙，正當劫邊人繒彩曲櫱，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倡亂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使由余效忠，日盡節。以臣愚慮者，國家方傳無窮之祚于後，脫備守不謹，邊臣失圖，則狡寇稱兵，不在方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外蕃，經營萬乘之業，貽厥孫謀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絶，必若先在中國者亦不可更使歸蕃，則戎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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