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最有天賦的民族，從這種普遍墮落中拯救了世界。雅典，也像其他城邦一樣，曾經受着一個特權階層的困撓和壓迫，然而它卻避免了暴力，任命梭倫修改法律。這是歷史記載中一次最幸運的選擇。梭倫不僅是雅典最有智慧的人，而且也是古代最偉大的政治天才。他在拯救祖國時改採用的從容、和平、不流血的革命，是一項事業邁出的第一步，我們這個時代仍充滿自豪地追求着它。這場革命也形成了一種力量，除了天啟宗教之外，它最大地促進了社會的更新。上流階層擁有制定和實施法律的權利，梭倫一仍其舊，只將世襲特權也轉移給了富人。惟有富人能夠承擔起公用事業的稅賦和戰爭費用，梭倫按照從他們財產中索取的數量，授予相應的權力。免除了最貧窮階層的直接稅，但也被排除在官職之外。梭倫給予他們權利，可以從上等階層中選舉官員，並且有權讓這些官員述職。這種十分不起眼的讓步，卻是一場巨大變化的起點。它開啟了這樣一種觀念：每個人皆有選舉的權利，因為他的財產、家庭和生命，全靠當選者的正直和智慧來維繫。這個觀念徹底顛覆了人類的權力觀，揭開了道德影響主宰人類的序幕：一切政治權力皆依賴道德的力量。基于同意的統治取代了基于強制的統治，矗立於尖端之上的金字塔，又被安放於它的地基。梭倫使得每個公民都成為自身利益的保護者，從而為國家注入了民主的要素。他說，統治者最大的榮耀，就是創立一個人民的政府。他認為無人可以絶對信任，因此讓一切掌權者皆處在他們所代表的那些人的謹慎控制之下。

直到那時為止，對付政治動盪惟一的已知手段是權力集中。梭倫卻用分權來對付這一問題。他認為民眾能發揮多大影響，他便讓他們發揮多大影響，俾使國家得以避免獨斷專行的統治。他說，民主的本質在於服從法律而不服從任何主子。梭倫承認這樣一條原則：政治形式並非終極或神聖不可侵犯，而必須與現實相適應；他妥善地修改了憲法，沒有造成任何中斷和混亂，以至於他去世若干世紀之後，雅典演說家仍把雅典的整個法制歸於他的名下。梭倫的根本原則決定着法制的發展方向，即政權應與服務公眾相一致。在希波戰爭中，平民的貢獻超過了貴族，因為將亞洲人趕出愛琴海的，是由窮人組成的海軍。那個以其勇敢拯救了國家、維護了歐洲文明的階層，獲得了擴大影響和特權的資格。曾為富人所壟斷的國家官職對窮人敞開，為了確保他們得其應得，除了最高指揮權外，一切官職的分配全由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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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權威衰落的過程中，沒有任何公認的道德及政治權利的標準，能夠使社會結構在變化中依然穩固。政體的不穩定使統治原則岌岌可危。民族的信念開始受到懷疑，然而懷疑尚未給知識開闢道路。有過一個時期，無論私生活的義務還是公共生活的義務，被等同於眾神的意志。但是，那個時期已經過去。雅典人的女神帕拉斯，以及從帕耳那索斯雙峰之間的神廟中發出神諭，對雅典民族賜惠良多的太陽神，皆有助于維繫崇高的宗教理想，但是當希臘的文明人學會了用自己敏鋭的推理能力分析傳統的信仰體系時，他們卻立刻意識到，對眾神的信念敗壞了生活，降低了公眾的精神水準，民眾的道德不能由民眾的宗教來維持。眾神不再提供的道德指導，卻也無法在任何經籍中找到。不存在由專家闡述的神聖法典，也不存在有威望的聖賢宣揚的教義——不存在像遙遠東方的先師一般的人物，他們的話至今仍支配着將近一半人類的命運。用細緻的觀察和嚴謹的推理去說明事物的努力，是從破壞開始的。出現了這樣一個時期：畫廊派(Pooch)和學院派的哲人將智慧與美德的指令發展成一個體系，它如此和諧而深邃，大大減輕了後代基督教神學家們的負擔。但是那一時期尚未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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