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懷疑和轉變的時代，希臘人走出昏暗的神話幻覺，來到科學耀眼的陽光之下，這就是伯裡克利時代。用明確的真理代替有害的權威訓令，然後開始了汲取希臘理性能力的過程，這項努力是人類世俗史上一場最壯麗的運動。因為即使在基督教促成了巨大的進步之後，我們依然把自己所擁有的很多哲學思想和極優秀的政治知識，歸功于這場運動。伯裡克利作為雅典政府的首腦，是第一個遇到傳統迅速衰落給政治領域帶來難題的政治家。無論是道德權威還是政治權威，在四處瀰漫的變化中皆不能倖免于動搖。沒有可以充分信任的嚮導，沒有現成的標準，可以用來控制或否認人群中流行的信念的手段。公眾的是非觀也許是錯誤的，但是無從檢驗。從實踐的角度看，人民是善惡知識的基礎。因此人民也是權力的基礎。這就是伯裡克利的政治哲學中包含的結論。他毅然剷除了仍在維護財富之人為的支配地位的一切支柱。對於公民與權力的關係原則，他引入這樣的觀念，即權力應公平分配，以便向所有人提供同等的保護。當共同體中的一部分人統治全體人民，或一個階級為另一個階級立法，被他斥為專制。伯裡克利將公民權限制於血統純正的雅典人以防失衡，假如他不這樣做，特權之廢除也許只會導致最高權力從富人轉移給了窮人。通過這項措施，我們會稱之為「第三等級」的那個階層人數下降到14000名，與較高的兩個等級大體持平。伯裡克利認為，任何疏於參與公共事務者都會傷害到城邦。不因貧窮而把任何人排除在外，伯裡克利用國家的錢為他們的參與支付報酬。他所管理的同盟基金，聚積了一筆兩百多萬斯特林(sterling)的財富。他的統治手段是演說術，他用說服的方式進行統治。一切事務皆由公開的辯論決定，一切勢力皆服從于高明的思想。政制的目的不在於確定任何勢力的優勢地位，而在於防止這種地位，在於平等地保障勞動的獨立和財產的安全，在於使富人免受妒嫉和窮人免受壓迫——這種思想標志著希臘的政治藝術所達到的最高水平。這位偉大的愛國者一死，他創立的這種思想便難以為繼。讓金錢、土地或人數取得優勢，從而破壞權力平衡的做法，充斥于全部歷史之中。伯裡克利之後的一代人在才智上無與倫比——這一代人在詩歌和演說術方面的成就，至今為世人所艷羡，在史學、哲學和政治學方面的成就仍然難以超越。然而它卻沒有產生出伯裡克利的後繼者，無人能夠勝任他傳下的權杖。

每一種利益皆應擁有為自我申辯的權利和手段，這一雅典政制的原則，是各民族進步過程中邁出的重要一步，但是並沒有為落選者定出補救之策。法律對於多數的勝利並無約束，或使少數免于受到人數上勝出者的可怕懲罰。當伯裡克利的決定性影響不復存在時，階級之間的衝突就橫行無阻，伯羅奔尼撒戰爭中降臨于上層的屠殺，使下層獲得了不可抗拒的優勢。雅典人不倦的探索精神，使他們急於展示每一種制度的理由和每一條原則的後果，他們的政制以史無前例的速度，匆匆走完了從幼稚到衰老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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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老少二人的生涯之間是個中間階段，它始於對民眾力量的最初承認，終結于國家的衰落。他們的經歷為處于絶無僅有的有利境況下的民主政體將會爆發的危險，提供了一個證明。因為雅典人不僅英勇、愛國，能夠奮不顧身，且是希臘人中最富有宗教情懷的一族。他們篤信給自己帶來繁榮、平等和自由的雅典憲法，從不懷疑賦予公民大會巨大權力的基本法律。他們允許多種不同意見的存在，倡導高度的言論自由。他們對自己的奴隷表現出的人道精神，甚至使最開明的貴族分子也感到憤恨。於是他們成為古代在民主制度下成長壯大的惟一民族。但是，一貫敗壞良知、麻木心靈、使君主失去理解力的無限制的權力，也腐蝕着雅典這個光輝的民主政體。少數的壓迫是邪惡的，但多數的壓迫更邪惡。因為民眾中蘊藏着的力量若被喚醒，少數人几乎無法抵擋它們。面對全體人民的絶對意志，無可籲求，無可救助，無可躲避，惟有背叛。雅典人中人數最多的最下層，集立法、司法以及部分行政權力於一身。那時的主流哲學教導他們，最高的法律莫過于國家的法律——然而立法者高於法律。

因此，大權在握的人民有權做其權力範圍內的一切事情，除了自己對是否方便得出的判斷外，不受任何是非準則的約束。在一個值得紀念的時刻，公民大會上的雅典人宣佈，他們痛恨阻止他們為所欲為的主張。既有的力量無一能夠約束他們；他們決意不受任何義務的束縛，除了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外，他們不受制於任何法律。獲得解放的雅典人民，就是以這種方式成了一個暴君；他們的政府，歐洲自由的先行者，遭到古代所有最賢明人士的一致譴責。他們試圖通過廣場上的辯論去指揮戰爭，因而毀掉了自己的城邦。就像法蘭西共和國一樣，他們把失敗的將領處死。他們不公正地對待附屬國，使他們失去了自己的海上帝國。他們掠奪富人的財產，直到迫使富人與國民公敵串通一氣。他們的罪惡在蘇格拉底的殉難中達到了頂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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