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傳統和威懾性秩序的元老院一度非常強大，足以鎮壓任何一個崛起的民眾領袖，但是儒略·愷撒的出現結束了這種局面。他在舉世無雙的征戰生涯中率領的軍隊支持他，被他的慷慨大度所征服的饑饉民眾擁戴他，他嫻熟的統治術無人可比，他採取一系列既不殘暴也未造成破壞的措施，把共和國變成了君主國。在戴克里先統治之前，帝國保留着共和形式。但是就像保民官(the Tribunes)勝利之後人民的意志一樣，皇帝的意志不受任何控制。他們的權力是獨斷專行的，即使當這種權力得到最廣泛的運用之時。不過，對於自由的事業，羅馬帝國卻比羅馬共和國做出了更大的貢獻。我這樣說，並不是根據有些皇帝利用他們的大好機會做了些好事這類偶然事件，譬如塔西佗就認為，涅爾瓦融合了君主政體和自由這兩個在別處難以並存的事物；或如一些御用文人所讚揚的那樣，帝國是民主政體的完美體現。其實，它充其量是個偽裝不善而又可惡的專制國。然而，腓特烈大帝是個專制君主，卻又是寬容和言論自由的朋友。波拿巴家族實行專制統治，但是對於廣大民眾來說，1805年推翻共和國後的拿破崙一世，或1859年處于權力巔峰的拿破崙三世，卻是他們最願意接受的自由主義統治者。羅馬帝國以相同的方式做出了貢獻，與皇宮附近可以感受到的殘酷暴政相比，作為一個旁觀者，尤其是作為一個千百年之後的旁觀者，這些貢獻使我有着更深刻的感受。窮人獲得了他們在共和國時期無望獲得的東西。富人的日子也比三巨頭統治時期好過。羅馬公民權擴展至各行省的人民。羅馬學術中更為優秀的部分和整個民法體系，都屬於帝國時期的產物。正是帝國緩解了奴隷制，確立了宗教寬容的制度，開啟了國際法的先河，完善了財產法體系。愷撒所推翻的共和國，只能算是一個自由的「國家」。它為公民權提供了值得讚賞的保護，卻粗暴地踐踏了人的權利；它允許自由的羅馬人殘酷虐待自己的子女、債務人、仆役、罪犯和奴隷。那些有關權利與義務的更為深刻的思想，心胸開闊的希臘人耳熟能詳，卻不見于市政法的任何文告，也沒有任何解釋，思考這些思想的哲學，屢屢被視為叛亂與不忠的教唆者。

最後，在公元前155年，雅典哲學家卡涅阿德斯來到羅馬履行一項政治使命。在公務空閒時間，他發表了兩次公開演講，使這些征服了他的國家的無知之士，初步瞭解到流行于雅典各學派中的辯論。第一天，他闡述了自然正義。第二天，他否定了它的存在，主張我們所有的善惡觀皆來源於實在法。這兩次值得紀念的表演過後，被征服者中的這位天才使他的征服者束手就擒。羅馬最著名的公眾人物，如西庇阿和西塞羅，開始以希臘人為榜樣來塑造自己的頭腦，羅馬法學家接受了芝諾和克里西波斯的嚴格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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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們以基督教的影響剛開始顯現的公元前2世紀為限，根據它的實際立法對古代政治做出判斷，我們會得出較低的評價。流行的自由觀是有缺陷的，為實現它們而做出的努力也十分離譜。古人更明白如何行使權力，而不是如何行使自由。他們在國家身上集中了那麼多特權，使人們無從否定它的管轄或約束它的活動。我不妨借用一個有時代錯置之嫌的生動說法：古典時代的國家，其邪惡之處在於它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道德與宗教不分，政治與道德不分；在宗教、道德、政治諸方面，只有一個立法者和一個權威。國家在教育、實用科學、幫助窮人和絶望者、滿足人們的精神需要等方面几乎無所作為，然而它卻要求行使它的所有權能和決定它的所有義務。個人、家庭、團體和屬地是如此卑俗，以至于統治權力可以把它們用於自己的目的。共同體支配着公民，一如主子支配着奴隷。最神聖的義務讓位於公共利益。旅客的存在是為了航船。由於忽視私人利益，忽視人民的道德生活及其進步，希臘和羅馬都喪失了維繫國家繁榮的關鍵因素，隨着家庭的衰落和人口的減少而頽敗了。它們傳給後人的，並不是它們的制度，而是它們的思想。它們的思想，特別是有關統治藝術的思想，使它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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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死猶生，權杖在手

仍從墓穴中支配着人心

的確，侵害着今日政治社會的種種謬誤——共產主義、功利主義、對專制與權威、不法與自由的混淆——几乎都可以溯源到它們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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