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最初生活在一種自然狀態中，弱肉強食，沒有法律——這種觀念源於克里蒂阿斯。最粗糙的共產主義思想的提出者是錫諾普的第歐根尼。根據智者學派(Sophists)的觀點，權宜不受制於責任，美德不外乎享樂。法律是弱者的發明，旨在剝奪強者對自身優勢地位的合理享用。對有過失者與其寬恕不如迫害。天下莫大的好事就是做惡而不必擔心報應，同樣，天下莫大的壞事就是受苦而無報復之樂。正義是懦夫的面具，不正義是現世的智慧；義務、服從、自我否定皆是喬裝打扮的偽善。政府的權力是絶對的，可以為所欲為，任何臣民受到它的虐待皆不得有所抱怨，但是隻要能夠逃避強制與懲罰，他總是可以自由地違抗。幸福即在於攫取權力和避開必要的服從；依靠背信棄義和謀殺而取得王位的人，才真正值得人們稱羡。伊壁鳩魯比那些革命專制學說的鼓吹者強不了多少。他聲稱，一切社會都是建立在相互保護的契約基礎之上。善惡的根據就是社會慣例，因為天譴的雷霆同樣降于公正和不公正。糾正過失不在於行為，而在於它給有過失者造成的後果。智者發明法律不是為了約束自己，而是為了保護自己；當它們於己不利時，就不再有效。甚至最著名的思辨哲學家的一些反對自由的情感，表現于亞里士多德的如下言論之中：最惡劣的政府的標誌，就是讓人們按其意願自由地生活。

蘇格拉底這位最優秀的異教徒，不知道在各國家法律之上還有更高的人類準則、更好的行為指導；柏拉圖卓越的學說几乎預見到了基督教的出現，因此一些著名神學曾希望禁止他的著作，以免人們滿足於此而不再關心更高的教義，即那位受到辱罵、譴責、鞭笞並死在十字架上的正直人子發佈的預言，然而這個柏拉圖卻用上天賦予他的人類最高智慧，鼓吹廢除家庭和曝棄嬰兒；亞里士多德這位古代最優秀的道德家也說，為了奴役鄰國人民而對他們發動襲擊沒什麼不好。如果各位記住這些事情，如果你們再想一想，近代一些與他們智力不相上下的人士，也持有同樣(甚至更加)罪惡或荒唐的政治主張，你們就會清楚地看到，重重謬誤是多麼頑固地阻塞着通向真理之路，純粹理性和習俗一樣無力解決自由政府的問題；它只能是漫長、曲折、痛苦的經驗的結晶；你也會明白，對於一種打算維護永恆的神意，為上帝對待人類的方式正名的真正哲學來說，追尋神的智慧在教導各民族讚賞並承擔起自由的責任時改採用的辦法，並不是它最無關緊要的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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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揭示了他們深刻的謬誤之後，如果我使古人的學說看起來不像他們的實踐那樣出色，我可能使你們對古人智慧有了很片面的認識。就是政治家、元老院、公民大會在為每一種謬誤提供例證的同時，也出現了一批珍貴的著述，它們蘊藏着政治知識的無價之寶，以無情的睿智揭示出現存制度的弊端。古人几乎一致贊同這樣一種觀點：人民有統治的權利，但是沒有單獨統治的能力。為瞭解決這個難題，為了使民眾的因素充分發揮作用而又不至于壟斷權力，他們非常普遍地採用了混合憲政的學說。對於同樣的事物，他們和我們看法不同，因為近代憲政是限制君權的手段，而他們卻用來限制民主。這種思想產生於早期的君主政體和寡頭政體已經衰亡的柏拉圖時代，儘管他反對它。在所有的民主社會都被羅馬帝國吞併很久之後，它仍然受到珍視。但是，掌握最高權力的君主放棄部分權力，是為了服從更強大的辯論力量，而掌握最高權力的人民丟掉自己的特權，則是要臣服於理性。然而歷史也總是證明，運用強力要比依靠勸說更容易建立限制。

古代作者非常清楚，每一條統治原則單獨實行起來，都容易走向極端，引起反抗。君主制僵化為專制，貴族制蛻化為寡頭制，民主政體膨脹為人數至上。因此，他們設想，把每一種因素與其他因素結合在一起，以此限制這種因素，可以避免自我毀滅的必然過程，可以使國家永葆青春。但是，把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結為一體這種和諧的境界，只是許多作者的理想。他們認．為斯巴達、迦太基和羅馬便體現着這種境界，其實它在古代從未實現。比其他人更為明智的塔西佗終於承認，混合憲政不管從理論上多麼值得讚美，卻難於建立和無法維持。後來的經驗也未能推翻他這個令人沮喪的斷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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