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自由和良好的統治並不互相排斥，兩者為何應當並駕齊驅，也可以找到一些極好的理由。自由並不是達到更高的政治目的的手段，它本身即是最高的政治目的。我們需要它，不是為了良好的公共行政，而是為了在追求世俗社會和私人生活的最高目標時有所保障。自由在國家中的增長，有時可能助長庸俗，鼓勵偏見，甚至可能妨礙有益的立法，削弱戰爭能力以及限制帝國的疆界。也許有人會不無道理地說，英國或愛爾蘭在聰明的專制統治下很多事情也許會更糟，但一些事情將做得更好；羅馬政府在奧古斯都和安東尼的統治下，比在馬略或龐培時代的元老院統治下更開明。一個高尚的靈魂，寧願自己的祖國貧弱和微不足道但自由，也不願她強大富足卻遭受奴役。寧可做阿爾卑斯山間一個疆域狹小、對外界毫無影響的卑微共和國的公民，也不願做一個雄霸半個亞歐的強大獨裁國家的臣民。有人可能從另一角度反駁說，自由並不是人們應當追求的全部事物的總和或替代物；實際上它必須受到環境的限制，而且環境的限制並不固定；發達的文明授予國家更多的權利和義務，給臣民施加了更多的負擔和約束；一個修養高、有知識的社會，能夠認識到在較低的發展階段被視為不可忍受的強制性義務的益處，自由的進步不是漫無方向和不確定的，它的目標是達到這樣一種境界，除了公眾覺得有利的限制之外，他們不受制於限制；有的國家犧牲了一些個人權利，集中起一些權力，因而在嚴重的危急面前毫不退縮，與它相比，自由的國家促進宗教，防止邪惡和解除痛苦上，便顯得能力不足；最高的政治目標有時應當退居一個更高的道德目標之後。我的論斷與這些正當的思考並不矛盾。我們正在談論的不是自由的結果，而是其原因。我們想找出利用分權或求助于一切統治之上的權威把獨斷專行的政府置於控制之下的力量，而希臘那些最偉大的哲學家，是沒有資格被列入這種力量的。

是斯多噶學派將人類從專制統治的奴役中解放出來，他們開明而崇高的生命觀，在古代與基督教國家之間的斷裂處架起了一座橋樑，指明了通向自由之路。斯多噶學派認識到，几乎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保證一國法律的英明與公正，一個民族全體一致的意志和民眾的同意皆易出錯，因此他們把眼光投向那些狹隘的屏障和拙劣的制裁之外，去尋求調節人類生活和社會生存應當遵循的原則。他們讓世人知道，有個更高的意志處在人類的集體意志之上，有個更高的法律支配着梭倫和萊克爾加斯的法律。他們檢驗良好統治的辦法，是看它是否符合可追溯至一個更高立法者的原則。我們必須恪守之法，我們應把一切人間權力歸因它以及為它犧牲一切塵世功利之法，乃是完美、永恆如上帝自身的不變之法，它源於上帝的本性，統治着天國、塵世和萬民。

---

一個重大問題在於，應當發現的不是政府在向什麼發號施令，而是它們應當向什麼發號施令；因為有悖於人類良知的任何命令都是無效的。在上帝面前，無希臘人與野蠻人之分，無富人與窮人之分，奴僕和他的主子一樣善良，因為一切人皆生而自由；他們都是一個萬民之國的公民，是同胞兄弟和上帝的兒女。我們行為的真正嚮導不是任何外在的權威，而是上帝的福音。他降臨並居住於我們的靈魂之中，他知道我們的所有思想；我們所掌握的一切真理，我們所做的一切善行，皆歸於他；因為邪惡是慾念的產物，而善德來自內心神聖精神的恩寵。

---

那神聖的聲音教導着我們什麼‧這些深得畫廊學派偉大倫理學精髓的哲學家們進一步闡發道：僅僅遵從成文法，或使所有的人各得其所，是不夠的；我們應當給予他們更多的東西，應當慷慨大度，慈悲為懷，應當為他人的利益而獻身，在自我否定和犧牲中尋求回報，以同情而非個人利益的動機採取行動。因此，我們希望別人如何待我，就要如何對待別人；堅持以德報怨，死而後已；勿以善小而不為，不求感激和報答。因為我們必須向魔鬼開戰，與人類和平相處。寧可受苦，勿行不義。那位最雄辯的斯多噶派學者說，真正的自由在於服從上帝。在這些原則治理下的國家所得到的自由，遠非希臘和羅馬的自由所能比。因為它們為宗教寬容敞開了大門，而拒奴隷制於門外。芝諾說，無論是征服還是購買，都不能使一個人成為另一個人的財產。

這些學說被羅馬帝國偉大的法學家改採納和實行。他們說，自然法優於成文法，而奴隷制是違背自然法的。人們沒有權利圖一己私利而損人利己。這就是古人的政治智慧，它觸及到自由的根本。我們可以在西塞羅、塞涅卡亞和亞歷山大的猶太人斐洛的著作中看到它最高水平的發揮。他們的著作使我們深深感到為《福音書》所做的準備工作的偉大，使之可以完成於使徒佈道日的前夜。聖奧古斯丁在引述塞涅卡後不禁感嘆：「這個異教徒之所言，基督徒也要歎為觀止!」這些高明的異教徒在那個注定的時刻尚未到來之時，不靠新的天啟的幫助，便几乎達到了所能達到的最高點。我們已經瞭解了希臘思想領域的博大精深，它將我們帶到一個更偉大的王國的門檻之前。後來這些最優秀的古典作家則几乎是在說著基督教的語言，他們離它的精神祇有一步之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