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在我能夠從古典著作引述的所有事情中，卻缺少三樣東西——代議制政府、奴隷解放和良知自由。不錯，存在着一些由人民推舉出的議會，還有城邦聯盟，亞洲和非洲的許多盟邦也派遣代表參加聯盟會議。但是，選舉產生的代議制政府甚至在理論上也不為人知。承認一定程度的寬容與多神教的性質相一致。當蘇格拉底宣稱他只能服從神而不是雅典人時，當斯多噶學派將智者置於法律之上時，他們都已非常接近這個原則。但是用法令將其公佈並確定下來的，並不是多神教和哲學化的希臘，而是在印度，由最早的佛教國王阿育王于公元前250年完成的。

古代文明的奴隷制比不寬容受到了更多的無休止的詛咒與譴責。雖早在亞里士多德時代，對於這種制度的正當性就出現過爭論，而且一些斯多噶派的學者即使不是明確地，也是含蓄地否認了它的正當性，然而勿庸置疑的是，希臘人和羅馬人的道德哲學和他們的行動一樣，都清楚地表明他們贊同這種制度。但是在這件事上，就像其他事情一樣，有個非凡的民族卻預示着一個更純潔的信念就要到來。亞歷山大的斐洛是持有最進步的社會觀的學者之一。他不僅讚美自由地享受財富，而且讚美平等地享受財富。他認為，清除了雜質之後的有限民主政體是最完美的政體。並且它會逐漸擴展至全世界。他對自由的理解就是追隨上帝。斐洛雖然要求，應當使奴隷的處境與他更高的品質的需要相一致，然而他並沒有無條件地譴責奴隷制。不過他記錄下了巴勒斯坦的艾賽尼人(the Essens)的習俗，這個民族兼具外邦人(the Gentiles)的智慧和猶太人的信仰，過着未受周遭文明污染的生活。他們是從原則上和實踐上都拒絶奴隷制的第一個民族。他們組成了一個宗教共同體而不是國家，其成員不過4000人。但是他們的例子表明，一個具有高度宗教情懷的民族，即使沒有《新約》的啟示，也可以具有偉大的力量去提升他們的社會觀，並向他們同代人發出最強烈的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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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我們的研究所得出的結論是：在政治學或人類權利的學說方面，几乎沒有什麼真理未被非猶太人和猶太人中間那些最有智慧的人所發現，或未被他們以後世作者無法超越的精湛思想和優美文字所宣佈。我可以連續數小時向你們吟誦那些論述自然法和人類責任的篇章。它們是那麼莊嚴而虔誠，儘管它源自雅典衛城的世俗劇院和羅馬的廣場，你們卻會感到，自己是在傾聽基督堂的讚美詩和專業神職人員的佈道。然而，像索福克利斯、柏拉圖和塞涅卡這些偉大的古代導師的名言，以及那些公共美德的光輝楷模，雖然為所有的人津津樂道，他們卻無力扭轉古代文明的命運，使眾多愛國者的鮮血和傑出作家的才智變成了無謂的犧牲。古代民族的自由權在冷酷而不可避免的專制統治下受到壓制。當源自加利利的新權力到來時，自由的活力被消耗在了這樣的事情上：為使人類的知識能夠有效地救贖社會和人，需要做些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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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想列舉出基督教的勢力逐漸滲透國家的無數途徑，那未免不自量力。第一個顯著的現象就是，後來注定要產生巨大影響的滲透過程，起初卻是非常遲緩的。儘管基督教傳播到了所有的國家，不論它們處在文明的哪個階段或是何種形式的政體，它的使徒中卻沒有一個政治人物。它通過佈道吸收信徒的活動，並沒有向公共權威發起挑戰。早期的基督徒避免同國家打交道，拒絶擔任官職，甚至不願從軍。他們珍視自己天國臣民的身份，對塵世的帝國已感到絶望。這個帝國強大得難以反抗，又腐敗得無可救藥，它那些由異教在千百年裡形成並引以自豪的制度，是從基督徒視為魔鬼的神祇那裡獲得正當性，雙手沾滿了一代又一代殉道者的鮮血。因此它無望得到再生，注定要走向滅亡。他們極其恐懼地以為，國家的崩潰之時就是教會和塵世的末日，誰也不敢夢想在那些就要給奧古斯丁和君士坦丁的帝國帶來恥辱和毀滅的蠻族中間，他們的宗教就要迎來一個支配精神和社會的無量前途。他們更多地想著臣民的私人美德和義務，而不是統治的責任；很久以後他們才從自己的信仰中意識到了權力的擔子。甚至當克里索斯托時代就要到來時，他們仍不願意考慮解放奴隷的責任。

自立和自我否定的信條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基礎，《新約》對它的闡述同《國富論》一樣清楚，但是直到我們的時代人們才認識到這一點。圖爾德良鼓吹基督徒的消極服從，美利托曾給一個異教徒皇帝寫信，彷彿後者不會頒佈不公正的命令；在基督教時代，奧塔圖斯認為，凡是自以為發現了自己的統治者缺點的人，就是把自己几乎抬到了神靈的高度。但是這種政治上的無為態度(political quietism)並不徹底。奧利金，早期的一位最優秀的作者，就曾鼓吹用密謀的辦法推翻暴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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