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22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22，共134。
4世紀之後，對奴隷制發出了最堅定的反對之聲，並且持續存在。2世紀的神學家從神學的但意義重大的角度堅持自由，4世紀的神學家堅持平等。此時，政治學發生了一種實質性的、不可避免的轉變。民治政府曾經存在過，混合制和聯邦制的政府也曾存在過，卻不曾存在過有限政府，不曾存在過權力範圍受到外部力量限制的國家。這就是哲學已經提出而政治學沒有解決的重大問題。不錯，那些求助于更高權威的人在政府前面設置了一道形而上的屏障，但是他們並不懂得如何把它變為真實的屏障。蘇格拉底反對改革後的民主政體的暴政，但是他惟一能夠採用的辦法，不過是為自己的信念而死。斯多噶學派只能建議智者遠離政治，把天道保留在心中。但是，當基督在臨終前三日最後一次訪問耶路撒冷聖殿時說：「愷撒的歸給愷撒，上帝的歸給上帝」，他是以保護良知的名義，賦予世俗權力它從未擁有過的神聖，也給它加上了它從未承認過的束縛；這是對專制的否定，是自由的新紀元的開始。因為我們的主不僅頒佈律法，而且創造實施的力量。在至高無上的領域保持一個必要空間，將一切政治權威限制在明確的範圍以內，不再是耐心的理論家的抱負，它成為世界上哪怕最強大的機構和最廣泛的組織的永恆責任與義務。這種新的律法、新的精神和新的權威，賦予了自由以新的涵義和價值。這種涵義與價值是在我們領悟到自由的真理以前，那一時期希臘或羅馬的哲學或政制中所不具備的。
[1]這一演講的對象是布里奇諾斯學院的成員，地點在農學廳，時間是1887年2月26日(Bridgnorth，1877)：後收入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 Co，1907），pp.1-29．
基督教自由史
[1]當君士坦丁大帝將帝國中心從羅馬移至君士坦丁堡時，他在新首都的集市廣場上豎起了一根來自埃及的紅色岩柱，關於它有個奇特的傳說。他在下面的地窖中秘密埋藏了羅馬國家的七件神器，由維斯泰神廟的貞女守護，伴隨着長年不息的火焰。在岩柱的頂部，他安放了一尊象徵他本人、懷抱一個殘缺十字架的阿波羅雕像；他給雕像戴上飾有鐵釘、狀如光芒四射的王冠。據說，這些鐵釘和十字架，曾是耶酥受難時所用，是君士坦丁的母親在耶路撒冷發現的。
如今岩柱仍然屹立，成為這個皈依了基督的帝國最有意義的紀念物；一座異教神像一旦被授與一個在世皇帝的名字，穿透耶穌肉體的鐵釘立刻便能夠成為它合適的飾物，這種想法表明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的帝國結構中所處的地位。戴克里先要把羅馬政府改造成東方類型的專制政體，從而導致了對基督徒持久而極為慘烈的迫害。君士坦丁接受了他們的信仰，但他既不想拋棄前任的政體，也不想戒絶對於獨裁權力的迷戀，而是想借助一個巨大的抵抗力量曾使世界震驚的宗教的支持來鞏固自己的寶座。他通過任命主教來獲得基督教的絶對支持，一帆風順地鞏固了他在東方的統治基礎。沒有人告誡過他，提高基督教的地位等於束縛了自己的一隻手，放棄了皇帝的特權。作為公認的教會自由及優越地位的創造者，他被懇請擔當教會統一的保護人。他承諾了義務；他接受了信任；基督徒的多次分裂也為他的後繼者提供了許多機會去擴大保護範圍和阻止帝國的權利與勢力的任何削弱。
君士坦丁宣佈，他的意志就等於教會的法規。根據查士丁尼的說法，羅馬人民已經將它的全部權力正式授予了統治者。因此，無論表現在口頭上還是文字上，皇帝的好惡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在皈依基督教的狂熱年代，帝國仍在利用着它的精緻的文明、古代賢哲積累的智慧、合理而精妙的羅馬法，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教世界的全部遺產，使教會變成了專制統治的金手杖。無論是高明的哲理，還是羅馬所有的政治智慧，甚至基督徒的信仰和美德，都無助于對抗這一根深蒂固的古代傳統。在哲思與經驗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一種自治與自控的能力，它在一個民族的血脈中像語言一樣發展，隨着民族的成長而成長。在那些仍被籠罩在古代文明陰影下的國家，數百年的戰爭、動亂和壓迫已使這種生命力耗竭，而那些推翻西羅馬帝國的源源不絶的移民，卻把它撒播在基督教世界的土壤之中。
處在鼎盛時期的羅馬人逐漸熟悉了一個沒有將自由交給君主的民族；帝國那位最優秀的作者以含蓄而痛苦的口吻指出，世界的未來屬於這些尚未被專制統治所征服的蠻人的制度。當他們有國王時，他們的國王並不主持議事。這些國王有時是選出來的，有時又被廢黜；他們受着誓言的制約，要按眾人的意願行事。他們僅在戰爭中享有真實的權力。這種原始的共和制度視君主製為一個偶然的插曲，堅持全體自由人、全體選民的集體權威高於一切制度化的權威，它是議會制政府的最早萌芽。國家的行為被限制在狹小的範圍之內；然而，作為一國之首的國王，身邊卻有一群同他有私人或政治關係的隨從。他不容許身邊的這些隨從拂逆抗命，就像他對待妻子、兒女或士兵一樣；首領令其弒父，他們也只能遵命。於是這些條頓人認可了有可能使社會解體的獨斷統治，認可了對自由非常有害的人身依附。它是一種極有利於團體卻沒有為個人提供絲毫保護的制度。國家不太可能壓迫它的臣民；但也不能夠保護他們。
[1]這一演講的對象是布里奇諾斯學院的成員，地點在農學廳，時間是1887年2月26日(Bridgnorth，1877)：後收入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s（London：Macmillan Co，1907），pp.1-29．
如今岩柱仍然屹立，成為這個皈依了基督的帝國最有意義的紀念物；一座異教神像一旦被授與一個在世皇帝的名字，穿透耶穌肉體的鐵釘立刻便能夠成為它合適的飾物，這種想法表明了基督教在君士坦丁的帝國結構中所處的地位。戴克里先要把羅馬政府改造成東方類型的專制政體，從而導致了對基督徒持久而極為慘烈的迫害。君士坦丁接受了他們的信仰，但他既不想拋棄前任的政體，也不想戒絶對於獨裁權力的迷戀，而是想借助一個巨大的抵抗力量曾使世界震驚的宗教的支持來鞏固自己的寶座。他通過任命主教來獲得基督教的絶對支持，一帆風順地鞏固了他在東方的統治基礎。沒有人告誡過他，提高基督教的地位等於束縛了自己的一隻手，放棄了皇帝的特權。作為公認的教會自由及優越地位的創造者，他被懇請擔當教會統一的保護人。他承諾了義務；他接受了信任；基督徒的多次分裂也為他的後繼者提供了許多機會去擴大保護範圍和阻止帝國的權利與勢力的任何削弱。
君士坦丁宣佈，他的意志就等於教會的法規。根據查士丁尼的說法，羅馬人民已經將它的全部權力正式授予了統治者。因此，無論表現在口頭上還是文字上，皇帝的好惡都具有法律效力。即使在皈依基督教的狂熱年代，帝國仍在利用着它的精緻的文明、古代賢哲積累的智慧、合理而精妙的羅馬法，猶太人、異教徒和基督教世界的全部遺產，使教會變成了專制統治的金手杖。無論是高明的哲理，還是羅馬所有的政治智慧，甚至基督徒的信仰和美德，都無助于對抗這一根深蒂固的古代傳統。在哲思與經驗之外還需要別的東西——一種自治與自控的能力，它在一個民族的血脈中像語言一樣發展，隨着民族的成長而成長。在那些仍被籠罩在古代文明陰影下的國家，數百年的戰爭、動亂和壓迫已使這種生命力耗竭，而那些推翻西羅馬帝國的源源不絶的移民，卻把它撒播在基督教世界的土壤之中。
處在鼎盛時期的羅馬人逐漸熟悉了一個沒有將自由交給君主的民族；帝國那位最優秀的作者以含蓄而痛苦的口吻指出，世界的未來屬於這些尚未被專制統治所征服的蠻人的制度。當他們有國王時，他們的國王並不主持議事。這些國王有時是選出來的，有時又被廢黜；他們受着誓言的制約，要按眾人的意願行事。他們僅在戰爭中享有真實的權力。這種原始的共和制度視君主製為一個偶然的插曲，堅持全體自由人、全體選民的集體權威高於一切制度化的權威，它是議會制政府的最早萌芽。國家的行為被限制在狹小的範圍之內；然而，作為一國之首的國王，身邊卻有一群同他有私人或政治關係的隨從。他不容許身邊的這些隨從拂逆抗命，就像他對待妻子、兒女或士兵一樣；首領令其弒父，他們也只能遵命。於是這些條頓人認可了有可能使社會解體的獨斷統治，認可了對自由非常有害的人身依附。它是一種極有利於團體卻沒有為個人提供絲毫保護的制度。國家不太可能壓迫它的臣民；但也不能夠保護他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