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不是根據神授權利而存在的，獨裁統治是對神授權利的踐踏——人們應當懂得，這無疑是治療歐洲衰弱症的一劑良藥。但是，儘管對這個真理的瞭解有可能成為一個必要的破壞因素，它對進步和改革卻沒有多少幫助。反抗暴政的能力並不意味着建設一個法治政府取而代之的能力。絞刑架也許自有其用處，但是讓罪犯痛改前非重新做人豈不更好‧判別善惡、使國傢具有存在價值的政治學原則尚未發現。

法國哲學家沙朗是最少為宗派精神所腐蝕，最少為主義的狂熱所矇蔽的人之一。在几乎是原封不動地摘自聖托馬斯的一段文章中，他談到我們應當服從所有立法都必須遵守的自然法；他對自然法的肯定，並不是根據宗教啟示之光，而是根據上帝用來開啟人類良知的普遍理性之光。在此基礎之上，格老秀斯劃定了真正的政治科學的界線。在蒐集國際法資料的過程中，他必須超越國內文獻和教派利益去尋求支配整個人類的原則。他說，即使沒有上帝，法律原則仍然成立。他這種錯誤說法的意思是，必須用獨立於啟示的辦法去發現它們。從那時起，政治學才有可能成為探索原則與良知的科學，俾使人與人之間，國與國之間，儘管在所有其他的方面皆有差別，卻能在一種普世法律的管轄之下和平共處。格老秀斯本人沒有把這一發現用於任何目的，他承認統治權可以被無條件地作為不動產享有，從而使這一發現不可能立刻產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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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坎伯蘭和普芬道夫(Pufendorf)揭示格老秀斯學說的真正意義時，所有穩定的權力，所有獲勝的利益，全都大驚失色。誰也不願意放棄通過巧取豪奪得來的利益，因為他們也許並沒有違反摩西十誡，只是違背了一部未知的法典，一部格老秀斯本人沒有擬定、哲學家人言人殊的法典。顯而易見，凡是知道了政治科學探索的是良知而不是權勢或見機行事的人，肯定都會將對立者視為沒有道德準則的人。他們之間的爭論也顯然永遠關涉着道德問題，因而不可能聽命于那些緩和了殘酷的宗教衝突的好心勸言。在17世紀，几乎所有最偉大人物都否定這一革新。在18世紀，格老秀斯的兩個觀點——存在着某些政治真理，它們支配着每個國家和每種勢力的興衰；社會是根據一系列真實的和假想的契約聯結在一起的——在其他一些人手裡成為改造世界的槓桿。也許是在一種不可抗拒、經久不息的規律的作用下，王權戰勝了所有敵人和所有對手，此時王權就成了一種信仰。它的老對手，即貴族和主教，也以它的盟友的面目出現。人民滿意地看到，在歐洲大陸上，行使地方和特權階層自治權的議事會，在開過最後一次會後便逐漸消失了。他們已經學會將王權尊為統一的締造者、繁榮富強的促進者，正統觀念的捍衛者和天才人物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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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叛亂的民主政體那裡攫取了王權的波旁家族，以及以一個篡權者起家的斯圖亞特王朝，都堅持這樣一種理論：國家乃是因勇猛、策略、王室家族的適當婚姻而形成的；因此國王先於人民，他是人民的創造者而非人民的創造物，他的統治無需人民同意。神學以消極服從論追隨君權神授說。在宗教科學的黃金時代，安立甘教會最博學的厄謝爾大主教和最優秀的法國人波舒哀都宣稱，反抗國王即是犯罪，國王可以合法地強迫臣民信仰。哲學家是神學家熱心的支持者。培根將人類一切進步的希望寄託在國王的強有力的手裡。笛卡爾建議國王粉碎一切倘能反抗其權力的敵人。霍布斯教導說，權威永遠是公正的。帕斯卡爾認為改革法制或建立一個反對實際強力的理想正義實屬荒唐。甚至連斯賓諾莎這位共和主義者和猶太人，也賦予國家對宗教的絶對控制權。

君主政體迷惑了人們的心靈。和中世紀不拘禮儀的精神相去甚遠，有人得知查理一世被處決，竟然驚愕而死。路易十六和當甘公爵之死也有相同的效果。絶對君主制的典型代表是法蘭西。黎世留認為如果讓人民豐衣足食，就無法讓他們俯首聽命。大法官斷言，若無任意逮捕和流放的權利，便不能統治法國；國家危難當頭時，錯殺百人也在所不惜。國王應當守信的要求，被財政大臣斥為叛逆。一個衣食全靠和路易十四有私交的人說，對國王意志最輕微的不服從，也是應處以死刑的犯罪。路易充分利用了這些說教。他公開宣佈，國王不受契約的束縛，就像他不受恭維之詞的束縛一樣；他對於臣民的財產享有任意予奪的合法權利。國王實踐了這個原則。當沃邦元帥為人民的悲慘境況所震驚，建議廢除一切苛捐雜稅，只徵收一種輕稅時，國王採納了他的建議，但是保留了所有的舊稅，同時加征新稅。當時的人口只有現在的一半，他卻維持着一支45萬人的軍隊，這几乎是後來拿破崙皇帝為進攻德國而徵召的軍隊人數的兩倍。那時的人民吃糠咽菜，食不果腹。費奈隆說，法國簡直是一個巨大的醫院。法國的史學家確信，僅在一代之內，就有600萬人死於饑寒。也許可以發現比路易十四更殘忍、更邪惡、更恨毒的暴君，但沒有人曾經用自己權力造成那麼大的痛苦和不幸。路易十四令當時最傑出的人士發出的讚美，不過表明了專制主義的邪惡已使歐洲的良知墮落到了無以復加的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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