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大多數共和國的統治，因為其罪惡較君主製為少，人民尚能滿意。波蘭是個由割據勢力組成的國家。貴族所謂的自由，就是他們人人都有否決議會法令和懲罰莊園農奴的權利——這是他們在瓜分時代拒絶放棄的權利，因此證明了很久以前一個佈道者的警告：「你們將會滅亡，但不是因為侵略或戰爭，而是因為那些可惡的自由。」相反，威尼斯的不幸來自過度的集權，它是最有智慧的政府；假如不是另一些和它的動機一樣明智的動機，假如注意到它所忽視的狂熱和愚昧，它是不太可能犯下錯誤的。但是貴族把統治權交給了一個委員會，委員會交給一個十人議事會，十人議事會又交給三個國事監察官。由於這種高度集權的形式，它在大約1600年變成了一個可怕的專制國家。我已經向你們說過馬基雅維裡是如何為王權專制的完善提供了不講道德的學說。威尼斯的絶對寡頭製為了鎮壓良知的反抗，需要同樣的保證。一個和馬基雅維裡的才能不相上下的人提供了這種理論，他分析了貴族政體的利弊，告訴人們它的最佳保障就是社會道德的敗壞。就在一個世紀以前，威尼斯高貴的、甚至是有宗教身份的元老院議員們，還在為公共利益僱傭殺手去行刺，而且他們並比不腓力二世或查理九世更感到內疚。

瑞士各州，尤其是日內瓦，在法國大革命之前深刻影響着當時的輿論。但是它們並沒有參與早先那場開創法治的運動。這一榮譽僅屬於各共和國中的尼德蘭。這並非由於它的政府形式。它贏得這份榮譽並不是因為自身的統治形式，它是有缺陷的和不穩定的。因為奧蘭治黨一直從事着反對它的陰謀活動，並謀殺了共和國兩個最有名的政治家；威廉三世也暗中尋求英國的幫助，希望能把王冠戴在自己頭上。尼德蘭的榮譽是來自出版自由，這使它成為受壓制者在最黑暗的年代獲得歐洲信息的有利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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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易十四曾詔令法國的全體新教徒應立即棄絶自己的信仰。這一法令終止於詹姆斯二世即位那年。避難的新教徒重複一個世紀的前輩所做的事情。他們主張，如果統治者違反了與臣民之間的原始契約，後者便享有廢黜他的權力。除了法國之外，所有的強國都支持這種觀點，促使奧蘭治的威廉踏上了征程，這標志著一個更光明的時代已曙光初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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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的得救更多的要歸功于歐陸上幾件事情獨特地湊在了一起，而非它自己的能力。蘇格蘭人和愛爾蘭人，最後是長期議會，他們擺脫斯圖亞特王朝邪惡統治的努力一直受挫，不是由於君主的頑抗，而是由於共和國的無助。國家與教會皆被清除；在一場革命中崛起的那個最有能力的統治者的支配下，建立起了新的制度；英國充滿着各種政治思想的騷動，最後終於出現了兩位具有遠見卓識，在許多方面堪與今人比肩的作者。但是克倫威爾憲法又被束之高閣，哈林頓和利爾本曾一度受到嘲笑並被人遺忘；整個國家承認努力歸於失敗，放棄了它的目標，不做任何有效的約定，心悅誠服地匍伏在一個卑劣無能的君主腳下。

在使人類擺脫無限君主制無所不在的壓迫方面，如果英國人所做的事情不過如此，那麼他們造成的害處就要大於益處。他們違抗議會和法律，以狂熱的造反精神處死了國王查理，彌爾頓為向世界證明其合理性所作的拉丁文小冊子粗俗不堪；他們使世人相信共和主義者對自由和權威同樣抱有敵意，而且他們並不自信。所有這一切，都使君主制獲得了支持，增強了說服力，從而使復辟時代的到來摧毀了他們的一切成就。假如無可彌補這種政治上明確而一貫的缺陷無從彌補，英國也許會走上其他國家的道路。。

有一個描述英國人厭惡思辨的古老笑話，說我們的全部哲學思想都包含在兩句簡短的問答中：「何為精神‧沒有物質(不必在乎)。何為物質‧決非精神(無須操心)」，它在當時反映了一定的實情。傳統是惟一得到公認的求助對象。愛國者總是習慣說，他們的立場是建立在老規矩上，不會改變英國的法律。為了增強自己的說服力，他們還編造了一個故事，說英國憲法源於特洛伊，羅馬人允許它不加變動地保留下來。此類神話並沒能阻止斯特拉福德(Strafford)的行為；先人的訓示有時會提供與民眾的事業相反的回答。在信仰這個最高問題上，這一點至關重要，因為16世紀的做法如同15世紀的一樣，都可以為不寬容提供有利的證據。在國王的命令下，國民在一代人之間便改變了四次信仰，其漫不經心的態度給勞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如果一個國家曾經依次禁止每一種宗教，制定出大不相同的刑事法規對付羅拉德派和阿里烏派，對付奧格斯堡和羅馬，那麼現在它給清教徒一點兒顏色瞧瞧，也就沒有什麼可擔心的了。

但是，信念更加堅強的時代已經來臨。人們決意離開通向絞刑架和拷問台的老路，決意使祖先的智慧和國家的法律服從一個更高的不成文法。宗教自由在君士坦丁和瓦倫提尼安時代一直是偉大的基督徒作者的夢想，是一種在帝國從未完全實現並被蠻族粗暴打破了的夢想。因為蠻族發現，他們沒有能力去統治信仰另一種宗教的文明人，於是用殘酷的法律和比法律更加嚴酷的理論強行統一了信仰。但是從聖亞大納西和聖安布羅斯到伊拉斯謨和摩爾，每時代都聽到仁人志士保護良知自由的呼聲，宗教改革前平靜的時光，充滿了這種自由將會獲勝的期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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