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26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26，共134。
當然，茨溫利並沒有在那種認為邪惡的世俗統治者應予撤除的中世紀理論上止步不前；但他被過早地處死，無法以新教的政治精神深入持久地採取行動。加爾文雖然是個共和主義者，但是他斷言人民不適合自治，公民大會是應予革除的弊端。他渴望實現選民的精英統治，這種統治不僅可以懲處犯罪，而且可以懲處邪惡與謬誤。他認為，中世紀的法律不夠嚴厲，滿足不了時代的需要，因而主張政府運用宗教法庭的控訴程序這件最不可抗拒的武器，並且認為它有殘酷折磨犯人的權利，原因並不是他們有罪，而是無法證明他們的犯罪。他的教義雖然無意于促進民主制度，卻不利於四周君主的權威，因此在他的法文版《基督教原理》(Institues)中，他的政治觀點較為溫和。
宗教改革的直接政治影響並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大。大多數國家的強力足以控制它。一些國家斷然拒之於門外，另一些國家則以高超的技巧使它轉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當時惟有波蘭政府任其發展。只有在蘇格蘭王國，宗教改革戰勝了國家的抵抗；愛爾蘭則是儘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改革還是歸於失敗的惟一事例。但是几乎在所有其他地方，無論是見風使舵的君主還是逆風而動的國王，都利用它掀起的熱忱、恐慌和激情作為擴充自己權力的手段。人民急切地授予統治者保護自己的信仰所必需的一切特權；使教會和國家保持分離，防止它們的權力串通一氣的所有措施——這些數代形成的結果——在嚴重的危機中被統統拋棄。在所發生的暴行中，宗教熱情常常只是工具，政治才是動機。
狂熱通過民眾展現自己，但民眾是極少狂熱的。狂熱所引起的罪行通常都是出於冷靜的政客的謀劃。法國國王決定屠殺所有的新教徒，是因為他的一些幕僚人物指使他這樣做。它絶不是民眾的自發行為；在許多城鎮和所有的省份，地方官員拒絶服從命令。宮廷的動機遠非純粹的宗教狂熱。伊麗莎白為報復瑪麗，立即對英國的天主教徒進行同樣的殺戮。法蘭西斯一世和亨利二世把將近一百名胡格諾派信徒送上火刑架，但是他們兩人也是德國新教運動熱情而賣力的支持者。尼古拉·培根爵士是鎮壓彌撒的英格蘭大臣中的一員。然而，當胡格諾派教徒前來避難時，他卻對他們絲毫不表同情，竟然提醒議會想一下亨利五世在對待阿金庫爾戰役中落人其手的法國人時改採用的果斷辦法。約翰·諾克斯認為蘇格蘭的天主教徒應被斬盡殺絶，其殘酷無情可謂登峰造極。幸虧他的進諫未被採納。
在宗教衝突的全過程中，政策一直操于上層之手。當最後一個改革者死去時，宗教並沒有解放各國人民，反而成了專制者掩飾罪惡的藉口。加爾文在佈道，貝拉明在演說，只有馬基雅維裡在統治。16世紀結束之前發生的三件事，標志著一場重要變化的開端。聖巴托羅繆慘案使眾多加爾文派的信徒相信反抗暴君的合法性，他們成為溫徹斯特主教倡導的那種理論的擁護者。諾克斯和布坎南通過他們在巴黎的導師，也曾經接受這種直接來自中世紀各學派的學說。這種由於對法國國王的不滿而產生的理論，不久即在實踐中用來反對西班牙國王。反叛的尼德蘭通過一道莊嚴的法令廢黜了腓力二世，在奧蘭治親王的領導下實現了獨立，他們一直稱他為「中尉」(Leutenant)。這件事意義重大，不僅因為信仰一個宗教的臣民廢黜了信仰另一個宗教的君主——蘇格蘭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而且因為它以共和國取代了君主國，並使歐洲公法不得不承認這場勝利的革命。與此同時，法國天主教徒起而反抗最可鄙的暴君亨利三世及其繼承者，即遭到大多數法國人反對的新教徒那瓦爾的亨利。他們用劍和筆為相同的原則而戰鬥着。
許多人的書架上可能擺滿了在半個世紀中為了替他們辯護而出版的書籍，其中包括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深邃的法學論著。几乎所有的論著都和中世紀的政治學著作一樣，受到一種缺點的玷污。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樣，那些著作可圈可點，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進步。但是，從聖伯爾納去世到托馬斯·摩爾爵士《烏托邦》的發表，其間几乎沒有一個學者不將自己的政治學服務于教皇或國王的利益。宗教改革之後的學者也總是從可以影響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角度來思考法律。諾克斯曾猛烈抨擊他所謂的「一群邪惡的女人」，因為女王去望彌撒，馬里亞娜頌揚因亨利三世與胡格諾派結盟而刺殺他的人。因為，暴君誅之無過的信念在這裡已有了極重大的意義。我認為最早向基督徒傳授這種信念的是12世紀最有名的英國學者索爾茲伯裡的約翰，13世紀最著名的英國學者羅吉爾·培根又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肯定。沒有人真心認為政治學就是區分公正和不公正的法則，或努力探索在所有宗教差別中都能夠站得住腳的原則。在我談到的著作中，胡克的《論教會政體》(Ecclesiastical Polity)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仍在拜讀它的每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把它視為最早和最好的古典英語散文。但是，儘管另一些著作傳世甚少，它們都有助于將有限權力和有條件服從這種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從理論時代傳給後來的數代自由人。即使布坎南和鮑徹的粗糙而激烈的言論，也是把希爾德布蘭德論戰和長期議會、把聖托馬斯和愛德蒙·柏克聯結在一起的那根傳統鏈條上的一環。
宗教改革的直接政治影響並不像我們認為的那樣大。大多數國家的強力足以控制它。一些國家斷然拒之於門外，另一些國家則以高超的技巧使它轉而為自己的目的服務。當時惟有波蘭政府任其發展。只有在蘇格蘭王國，宗教改革戰勝了國家的抵抗；愛爾蘭則是儘管有政府的支持，宗教改革還是歸於失敗的惟一事例。但是几乎在所有其他地方，無論是見風使舵的君主還是逆風而動的國王，都利用它掀起的熱忱、恐慌和激情作為擴充自己權力的手段。人民急切地授予統治者保護自己的信仰所必需的一切特權；使教會和國家保持分離，防止它們的權力串通一氣的所有措施——這些數代形成的結果——在嚴重的危機中被統統拋棄。在所發生的暴行中，宗教熱情常常只是工具，政治才是動機。
在宗教衝突的全過程中，政策一直操于上層之手。當最後一個改革者死去時，宗教並沒有解放各國人民，反而成了專制者掩飾罪惡的藉口。加爾文在佈道，貝拉明在演說，只有馬基雅維裡在統治。16世紀結束之前發生的三件事，標志著一場重要變化的開端。聖巴托羅繆慘案使眾多加爾文派的信徒相信反抗暴君的合法性，他們成為溫徹斯特主教倡導的那種理論的擁護者。諾克斯和布坎南通過他們在巴黎的導師，也曾經接受這種直接來自中世紀各學派的學說。這種由於對法國國王的不滿而產生的理論，不久即在實踐中用來反對西班牙國王。反叛的尼德蘭通過一道莊嚴的法令廢黜了腓力二世，在奧蘭治親王的領導下實現了獨立，他們一直稱他為「中尉」(Leutenant)。這件事意義重大，不僅因為信仰一個宗教的臣民廢黜了信仰另一個宗教的君主——蘇格蘭也曾發生類似的事件，而且因為它以共和國取代了君主國，並使歐洲公法不得不承認這場勝利的革命。與此同時，法國天主教徒起而反抗最可鄙的暴君亨利三世及其繼承者，即遭到大多數法國人反對的新教徒那瓦爾的亨利。他們用劍和筆為相同的原則而戰鬥着。
許多人的書架上可能擺滿了在半個世紀中為了替他們辯護而出版的書籍，其中包括迄今為止最為全面深邃的法學論著。几乎所有的論著都和中世紀的政治學著作一樣，受到一種缺點的玷污。正如我已表明的那樣，那些著作可圈可點，也極大地促進了人類的進步。但是，從聖伯爾納去世到托馬斯·摩爾爵士《烏托邦》的發表，其間几乎沒有一個學者不將自己的政治學服務于教皇或國王的利益。宗教改革之後的學者也總是從可以影響天主教徒或新教徒的角度來思考法律。諾克斯曾猛烈抨擊他所謂的「一群邪惡的女人」，因為女王去望彌撒，馬里亞娜頌揚因亨利三世與胡格諾派結盟而刺殺他的人。因為，暴君誅之無過的信念在這裡已有了極重大的意義。我認為最早向基督徒傳授這種信念的是12世紀最有名的英國學者索爾茲伯裡的約翰，13世紀最著名的英國學者羅吉爾·培根又對它做了進一步的肯定。沒有人真心認為政治學就是區分公正和不公正的法則，或努力探索在所有宗教差別中都能夠站得住腳的原則。在我談到的著作中，胡克的《論教會政體》(Ecclesiastical Polity)几乎是惟一的例外。仍在拜讀它的每一個有頭腦的人，都把它視為最早和最好的古典英語散文。但是，儘管另一些著作傳世甚少，它們都有助于將有限權力和有條件服從這種富有生命力的思想，從理論時代傳給後來的數代自由人。即使布坎南和鮑徹的粗糙而激烈的言論，也是把希爾德布蘭德論戰和長期議會、把聖托馬斯和愛德蒙·柏克聯結在一起的那根傳統鏈條上的一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