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主張，劃分政府的各種權力，應當根據其性質，而不是根據階級分化。這一思想為孟德斯鳩所接受、發展和完善，也使洛克成為英国制度長期統領外國的創始人。他的反抗理論，或者如他最後稱謂的那樣，訴諸上帝的理論，在世界史的一個重大轉變的關頭，支配了查塔姆的決斷。我們的議會制度堪稱一項發明，在若干強大的革命派系的操縱下，它迫使選民、誘導立法者投票反對自己的信念；對選民的脅迫，換來的是他們的代表的腐敗。大約在1700年，那種為了將其永久根除才發動革命的狀態，又以迂迴的方式几乎恢復了原貌。歐洲似已無力成為自由國家的家園。那些曾長期塵封于孤獨思想家的心靈和拉丁文卷冊之中的樸素思想，即人類應當自理其事，國民為國家的行為向上帝負責的思想；是在美洲突然以一個用人權作為旗號的世界征服者的面貌，出現在它必定征服的世界面前。英國議會是否有憲法權利向殖民地征稅，從法律上是很難說的。一般的意見傾向于當權的一方；這個世界相信，至高無上的應是合法統治者的意志，而不是臣民的意志。几乎所有的作者都沒有足夠的勇氣指出，在某些極端必要的情況下，即使合法的權力也可以反抗。然而，那些不是為了尋求財富，而是為了躲避其他英國人樂於接受的法律，才遠走他鄉的美洲殖民者，甚至對這樣的現象也感到不安：康乃狄格州的「藍色法律’’(the Blue Laws)禁止男人上教堂時和妻子的距離不足十英呎。所提議的征稅額每年只有12000英鎊，也許能夠輕鬆上繳。但是，人們不同意愛德華一世及其樞密院在英國征稅的理由，也就是不允許喬治三世及其議會在美洲征稅的理由。這項爭端涉及到一個原則，即控制政府的權利。此外它還包含着這樣的結論：在一次可笑的選舉中產生的議會，對沒有選出代表的人民不享有正當的權利，它要求英國人民收回它的權力。我們最優秀的政治家看到，無論法律是如何規定的，民眾的權利才是關鍵。查塔姆在最令人難以忘懷的議會演說中，勸告美洲要立場堅定。卡姆登勛爵、即後來的大法官說：“納稅義務與代表權統一不可分。上帝將它們結合在一起，任何一屆英國議會也不能使它們分離。」

柏克利用那次危機中出現的要素，創立了世界上最寶貴的政治哲學。他說：「我不知有何辦法能夠擬定針對全體人民的控訴書。人類的自然權利肯定是神聖的。任何公共措施如被證明損及這些權利，就應誓死反抗這種措施，即使根本無法制定出使其失效的法典。人們只應聽命于一個至高無上的理由、一個高於所有形式的立法和行政的理由。」就這樣，也就是在一百年前，歐洲政治中那種適時沉默和審慎猶豫的態度終於被打破；這項原則，即人民決不能把命運交付給他們無法控制的權力，得到了確立。美國人把它作為新政府的基礎。更有甚者，他們不僅使所有的政治權力受制於民意，而且給民意施加了一些英國議會無法忍受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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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國大革命期間，被堅持如此之久的英國範例，也根本無法與這個國家的影響相抗衡——它的制度安排極富智慧，保護自由不受哪怕是來自民主的危害。路易·菲利浦即位時曾向一個老共和主義者拉法耶特保證說，他在美國的所見所聞，使他確信最好的政體莫過于共和制。大約45年前，在門羅總統任內的一段時期，至今仍被人們稱為一個「心情舒暢的時代」，因為那時斯圖亞特王朝遺留下來的大部分不合時宜的舊俗已被革除，未來分裂的動因尚不活躍。給舊世界帶來麻煩的原因——大眾的愚昧、窮困，貧富懸殊，宗教衝突，公共債務，常備軍和戰爭，几乎不為人們所知。沒有任何一個時代或國家如此成功地解決了伴隨着自由社會發展的那些困難，時光似乎不會帶來更大的進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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