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我已經到了該結束的時候，而且我也很難再回到初始的話題。在我剛纔談及的那些年代，自由的歷史就是不自由的歷史。然而，自從《獨立宣言》，或更公正地說，自從西班牙人罷黜國王為自己建立了一個新政府以來，目前僅知的自由形式，即共和制和君主立憲制，已經在世界上開闢了道路。做點下面的工作也許很有意義：追索美國反抗君主實現獨立的過程；瞭解一下提出把科學方法運用於統治的藝術這一思想的政治經濟學如何突然崛起；路易十六在承認專制統治無所裨益、甚至不能強制人們快樂之後，如何呼籲人民去做他無能為力的事，因而將自己的權杖拱手讓給中產階級，以及法國的知識階層如何驚恐于自身經歷的可怕回憶，竭力要同歷史一刀兩斷，他們本想使後代免受世俗君王的統治，使活人擺脫死人的糾纏，以致喪失了史無前例的最佳機遇，因為對平等的狂熱追求窒息了自由的希望。我本來還希望向你們表明，任意否定為絶對君主制和寡頭制鋪平道路的道德法典的態度，也標誌主張無限權力的民主呼聲的到來，一位民主領袖就曾宣稱，為了摧毀宗教勢力，可以敗壞人們的良知，一位鼓吹開明與寬容的著名鼓吹者，希望最好是用最後一名教士的腸子去絞死最後一個國王。我本來還想解釋一下，亞當·斯密關於勞動是一切財富的最終源泉的學說同財富的生產者實際上由國民組成這一結論之間的關係，西哀士正是依據這個結論顛覆了古老的法國；我想向你們闡明，盧梭的社會契約即平等夥伴的自願結合這一定義，引導着馬拉在短暫而不可避免的進程中宣佈，根據自我維護的法則，窮人不受導致他們不幸和死亡的契約條款的約束，他們與社會勢不兩立，有權通過消滅富人得到一切可以獲得的東西；我還想說明，他們主要從大革命繼承過來的死板的平等學說，與公開承認不適合解決窮人問題的經濟科學一起，復活了根據自我奉獻原則革新社會的理想。這種理想曾是艾賽尼人和早期基督徒、古代教父、教會法學家和修士們的遠大抱負，也是宗教改革最著名的先行者伊拉斯謨、它的最有名的受害者托馬斯·摩爾爵士以及那位最受歡迎的主教費奈隆的遠大抱負。但是，在這種理想復活的40年裡，它一直與妒忌、仇恨和鮮血聯繫在一起，並且現在是潛伏在我們的道路上的最危險的敵人。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在談論了這麼多我們先人的錯誤之後，在揭示了把他們的珍愛之物化為灰燼、使共和國的罪惡不亞於君主國的罪惡的社會動盪一無所獲之後，在說明了否定革命的正統觀念和為之加冕的帝國思想都不過是在掩飾同樣的暴力與邪惡之後，為了不致于讓我的演講毫無寓意地結束，我還希望闡明，是誰以及從何種意義上發現了自由國家形成的真正法則，以及這項發現如何以發展、進化和連續性等不同名稱，賦予了其他科學一種嶄新而深刻的方法論，解決了穩定與變革之間的矛盾這個古老的難題，如何確定了傳統對於思想進程的權威；我還希望說明一種學說，它認為——用詹姆斯·麥金托什爵士的話說——憲法不是制定的，而是長期形成的理論；以及另一種學說，主張法律的創造者是臣民的習慣和國民的品質，而不是政府的意志，因而國民是他們自己的有機制度的來源，他們有責任永遠維護其完整性，有責任將形式與精神融為一體。我希望說明，由此締造出來的這個民族，如何讓最純正的保守主義智慧和血腥的革命、讓尼布爾和馬志尼攜手合作，從而制服了左右着當前這個時代的運動、影響力大大超過自由觀念的民族主義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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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演講之前，我不能不請各位注意一個明顯的事實：有助于把人類從權力中拯救出來的是許多艱苦的鬥爭、勤奮的思索和漫長的忍耐，吾民及其在異國土地的後代一直在做着這些工作。我們和其他人民付出了同樣的努力，抗爭着強硬的、由外國財產提供保障的君主，抗爭着能力超凡的強人，抗爭着一代又一代的世襲專制者。然而，那種令人自豪的特質令人矚目，離不開我們的歷史的背景。征服之後還不過一代人的時間，諾曼底人就雖不情願，仍被迫承認了英國人民的權利要求。當政教之爭波及英國時，我們的教會人士學會了將自身與民眾的事業結合在一起。無論是外國神學家的教權精神，還是法國神學家特有的君主制偏好，都沒有在英國神學院的學者身上留下痕跡。源自那個衰落帝國的羅馬法，變成了專制權力共同的支柱，卻被排除在英國之外。教會法受到限制，而且這個國家從不接受宗教法庭，也沒有完全接受酷刑，而歐陸王權卻藉此製造了許多恐怖。中世紀末葉，外國學者承認我們的優越地位，表明了這些事業的意義。後來，我們的紳士階層保持了其他國家所沒有的地方自治的方法。教派的分立導致宗教寬容。混亂的普通法教導人們，他們最好的衛士就是法官的獨立與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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