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32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32，共134。
這一切描述都是可見的表面現象，就像起着保護作用的海洋一樣。但是它們是——項恆久的事業連續不斷造成的結果。這項事-業必定蘊含于堅忍、中庸、獨立和匹夫有責的使命感這類本土品質之中。它賦予了英格蘭民族無與倫比的堅韌的工作藝術，使它能夠在荒涼的海岸上成長壯大；儘管任何強大的民族都渴望飲血沙場，獲得榮耀，而任何戰場上都未曾出現過一支5萬人的英國軍隊，這項事業還是使拿破崙敗走滑鐵盧時驚呼：「自從克雷西戰役以來，它就一直如此。」
因此，如果有理由為過去感到自豪，我們更有理由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的優勢在不斷增長，而其他民族卻在畏懼鄰邦或垂涎它們的財富。缺點和反常仍在，然而它們較以往減少了，更可忍受了，雖然它們像過去一樣不可寬恕。
但是，我一直用雙眼緊盯着上帝之光所照亮的空間，我讓各位同我一起沉湎於人類走向自由的憂鬱而令人心碎的歷程，但願我沒有使這個過程變得過于沉悶壓抑；因為引領我們的上帝之光仍未熄滅，使我們遙遙領先於其他自由國家的因緣仍未窮盡；因為，未來之演義昭示于既往，昨天與明天同出一理。
[1]這一演講的對象和地點皆同上，時間是 1877年5月28日（Bridgnorth,1877）：後收入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e（London，MacmillanCo，1907），pp.30－60．1 Poynet，參見他的 Treatise on Political Power．
新教的懲罰理論
[1]宗教影響國策之方式，以天主教為例不如以新教為例更易於查證：因為天主教教義的表述是不可動搖和一成不變的，而重大社會問題並非出現于一時，解決的辦法也因時而異。宗教改革者們未能建構起一部完善的、和諧一致的教義法典；但是他們不得不給新神學補充一套新規則，用以指導信眾處理無數的問題，教會的慣例，便是針對這些問題而在各時代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雖然新教的教義體系在他們那個時代沒有完善，新教的精神卻使他們有着比後世更純正強大的活力。當一種宗教被實施于社會和政治領域時，必須考慮的是它的一般精神，而非特定的信條。因此研究新教施行的諸方面，更可信賴的途徑是求助于改革者的著述，而不是求助于新教神學；前者更有權威，因為它們之間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在所有改革者認識一致的政治或社會問題上，而不是在他們意見歧異的神學問題上，我們更有把握髮現真正的新教觀點；因為共同觀點必須建立在共同的因此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上。進一步說，如果這種觀點似乎損及他們的實際關切，一味堅持會使他們做出犧牲，則我們就更可相信，它與他們的根本見解之間有着必然聯繫。
這一規律最重要的例證就是新教的寬容觀。改革者對宗教自由的看法，並不是一些支離破碎、同其教義沒有關係的偶然意見，或是在他們的生存境況的啟發下形成，而是他們神學理論的產物，是他們的政權和教權思想的結晶。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常常掛在人們嘴邊，現實中卻非常罕見。因此，對於它們的明確涵義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的原理，人們顯然知之甚少。它們的契合點，即二者生命力的共同根源，是自治的權利。有一種現代理論，它打倒除國家權威之外的一切權威，通過擴大權力主體的範圍而使主權權力成為不可抵抗的權力。這種理論是包括宗教自由在內一切自由的敵人。它把所有管理自己事務的精神團體和共同體、階層或社團，一概斥為國中之國。它通過宣佈廢除特權，解放了上述自治權威下的臣民，使他們轉而絶對服從它自己的權威。它只承認個體的自由，因為惟有在個人那兒，能把自由和權力分離開，能夠剝奪有條件服從的權利剝奪有限命令的保障。因此，在它的統治下，每個人都可以或多或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宗教；但是他的宗教不能自由地實施自己的法規；換言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教會的治權受到控制。然而在教權受到限制的地方，宗教自由事實上便被否認了。
因此，如果有理由為過去感到自豪，我們更有理由對未來充滿希望。我們的優勢在不斷增長，而其他民族卻在畏懼鄰邦或垂涎它們的財富。缺點和反常仍在，然而它們較以往減少了，更可忍受了，雖然它們像過去一樣不可寬恕。
新教的懲罰理論
[1]宗教影響國策之方式，以天主教為例不如以新教為例更易於查證：因為天主教教義的表述是不可動搖和一成不變的，而重大社會問題並非出現于一時，解決的辦法也因時而異。宗教改革者們未能建構起一部完善的、和諧一致的教義法典；但是他們不得不給新神學補充一套新規則，用以指導信眾處理無數的問題，教會的慣例，便是針對這些問題而在各時代的經驗中發展出來的。雖然新教的教義體系在他們那個時代沒有完善，新教的精神卻使他們有着比後世更純正強大的活力。當一種宗教被實施于社會和政治領域時，必須考慮的是它的一般精神，而非特定的信條。因此研究新教施行的諸方面，更可信賴的途徑是求助于改革者的著述，而不是求助于新教神學；前者更有權威，因為它們之間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在所有改革者認識一致的政治或社會問題上，而不是在他們意見歧異的神學問題上，我們更有把握髮現真正的新教觀點；因為共同觀點必須建立在共同的因此也是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上。進一步說，如果這種觀點似乎損及他們的實際關切，一味堅持會使他們做出犧牲，則我們就更可相信，它與他們的根本見解之間有着必然聯繫。
這一規律最重要的例證就是新教的寬容觀。改革者對宗教自由的看法，並不是一些支離破碎、同其教義沒有關係的偶然意見，或是在他們的生存境況的啟發下形成，而是他們神學理論的產物，是他們的政權和教權思想的結晶。世俗自由和宗教自由常常掛在人們嘴邊，現實中卻非常罕見。因此，對於它們的明確涵義和它們的相互關係的原理，人們顯然知之甚少。它們的契合點，即二者生命力的共同根源，是自治的權利。有一種現代理論，它打倒除國家權威之外的一切權威，通過擴大權力主體的範圍而使主權權力成為不可抵抗的權力。這種理論是包括宗教自由在內一切自由的敵人。它把所有管理自己事務的精神團體和共同體、階層或社團，一概斥為國中之國。它通過宣佈廢除特權，解放了上述自治權威下的臣民，使他們轉而絶對服從它自己的權威。它只承認個體的自由，因為惟有在個人那兒，能把自由和權力分離開，能夠剝奪有條件服從的權利剝奪有限命令的保障。因此，在它的統治下，每個人都可以或多或少自由地選擇自己的宗教；但是他的宗教不能自由地實施自己的法規；換言之，宗教信仰是自由的，但教會的治權受到控制。然而在教權受到限制的地方，宗教自由事實上便被否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