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與權力 P 42
自由與權力
作者：阿克頓
第42，共134。
就在這種不自覺的轉變發生時，導致其發生的某些教派卻成為它自身所要求的寬容的最可怕的敵人。清教徒和天主教徒為了逃避斯圖亞特王朝的宗教迫害，同時到大西洋彼岸尋求避難。因為相同的原因而出逃，為了逃避同樣的迫害，他們能夠在馬薩諸塞和馬里蘭兩地所建立的殖民地中分別實踐自己的主張，這兩個州的歷史真實地展示了這兩個教會之間的差別。在近代史上，天主教移民第一次建立了實行宗教自由的政府，培育了如今傳遍美國的宗教自由的胚芽。然而，清教徒卻變本加厲地復活了母國的刑事法律。後來，那個天主教殖民地上的良知自由被相鄰的弗吉尼亞新教徒強行廢除；而在馬薩諸塞邊境旁邊，一群人為了逃避自己的殖民地同胞的不寬容，在羅德島建立了一個新州。
[1]這篇論文首次發表於The Rambler,New Series,I(July,1862)，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e（London，MacmillanCo，1907），PP．150－87。有關誰是這篇論文的作者，一直存在着爭論。Gasquet根據阿克頓寫給The Rambler的編輯Simpson的一封信的底稿，認為「你的論文」即是指《新教的懲罰理論》，因此認為Simpson是作者。History of Freedom的編者Fossig和Laurence在該書序言中指出，這是一個誤解，因此他們將這篇論文編在阿克頓的文集中。已故的G·G·Coulton在1931年6月份的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再次表示懷疑。依他之見，Fissig和Laurence是以Wetherell的記述作為判斷根據的，儘管Wetherell與該雜誌有關，但是他的記憶不可全信。因為Couhon感到這篇論文(在風格和內容上)不是阿克頓式，所以他同意Gasquet的意見，認為作者是Simpson。此編本導言的作者認為，這篇論文在風格和內容上完全是典型的青年阿克頓式的，其中許多觀點可以在阿克頓的早年日記和筆記中發現它們的雛形。即使可以表明該文實際上不是阿克頓寫的，阿克頓也必定同意它的觀點，特別是如果是Simpson所寫的話。阿克頓和Simpson曾密切合作過，因此在每一篇論文中都嚴格區別二者的作用有時是困難的。(例如，在「Philosopher'e Stone」一文[載The Rambler，1860年7月]中，主題、推理和例證都是阿克頓提出的，儘管論文最後是由Simpson寫成的。)
[2] Kaltenbom，Vorlauferdes Grotius，208．
[3] De Wette，m，560．
[4] Newman，Lectures on Justification，p.386．
[5] De Wette，Ⅲ，90．
[6] Riffel，Kirchengschte，II,9，Ⅱ，9；Table-Talk，Ⅲ，175．
[7] Seidemann，Thomas Munzer，p.35．
[8] Heinrich Grosbeck's Bericht，ed．Cornelius，19．
[9]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95．
[10]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146．
[11] Ibid.，p.149．
[12] Ibid.，P．270．
[13]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426．
[14] Ibid.,p.428．
[15] Herzog,Leben Oeolampads,Ⅱ,197．
[16] Ibid.，p．189．
[17] Ibid.p．206．
[18] Herzog，Leben Oekolampads，Ⅱ，195．
[19] Hallam，Literature of Europe，Ⅱ，81;Schlosser，Leben des Beza，p．55．
[20] Praefatio in Psalmos．See「Historia Litteraria de Caivini Instituione，」 in Scrinium Antiquarium，Ⅱ，452．
[21] Baum，I，206．
[22] 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1554．
[23] Tractaus Theologici，I，95．
[24] Ibid.，143．
[25] Literature of Europe，Ⅱ，82
論民族主義
[1]每當一個時代並存着思想的巨大發展和人們境況的普遍變化所必然造成的苦難，那些善於思辨或長於想像的人們，便會設計一個理想的社會，從中尋求一個救世良方或至少是一點精神安慰，以反抗他們實際上無力滌蕩的邪惡。詩歌中總是包含着這樣的理想：很久以前，或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在西方島國或世外桃源，天真而知足的人們遠離文明社會的墮落和約束，過着傳說中黃金時代的生活。此類詩作几乎千篇一律，理想世界也相差無幾。然而當哲學家們構造一個想像中的國家以喻誡或改造人類時，他們的動機更明確和更迫切，他們的國家既是一個楷模，又是一種諷刺。柏拉圖和柏羅丁，摩爾和康帕內拉，是用被現實的社會結構清除出去的素材來建構他們幻想中的社會，他們的靈感是來自現實社會的弊端。《理想國》、《烏托邦》和《太陽城》，是作者們對自己身歷之境況的譴責和抗議，也是他們逃避現實、在對立的極端中尋求慰藉的避難所。它們一直沒有影響力，從未從文學史變為政治史，因為一種政治思想要想獲得支配蕓蕓眾生的力量，除了對現實的不滿和思辨才能之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一個哲學家的設計只能調動狂熱分子的政治熱忱，但是無法喚起全體國民的行動；雖然壓迫激起一次次激烈的反抗，就像痛苦的人發出的陣陣痙攣，然而它不能孕育成熟一個堅定的目標和複興社會的方案，除非某種新的幸福觀和當時的邪惡力量攜起手來。
[1]這篇論文首次發表於The Rambler,New Series,I(July,1862)，209-44。重印于The History of Freedom and Other Essaye（London，MacmillanCo，1907），PP．150－87。有關誰是這篇論文的作者，一直存在着爭論。Gasquet根據阿克頓寫給The Rambler的編輯Simpson的一封信的底稿，認為「你的論文」即是指《新教的懲罰理論》，因此認為Simpson是作者。History of Freedom的編者Fossig和Laurence在該書序言中指出，這是一個誤解，因此他們將這篇論文編在阿克頓的文集中。已故的G·G·Coulton在1931年6月份的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再次表示懷疑。依他之見，Fissig和Laurence是以Wetherell的記述作為判斷根據的，儘管Wetherell與該雜誌有關，但是他的記憶不可全信。因為Couhon感到這篇論文(在風格和內容上)不是阿克頓式，所以他同意Gasquet的意見，認為作者是Simpson。此編本導言的作者認為，這篇論文在風格和內容上完全是典型的青年阿克頓式的，其中許多觀點可以在阿克頓的早年日記和筆記中發現它們的雛形。即使可以表明該文實際上不是阿克頓寫的，阿克頓也必定同意它的觀點，特別是如果是Simpson所寫的話。阿克頓和Simpson曾密切合作過，因此在每一篇論文中都嚴格區別二者的作用有時是困難的。(例如，在「Philosopher'e Stone」一文[載The Rambler，1860年7月]中，主題、推理和例證都是阿克頓提出的，儘管論文最後是由Simpson寫成的。)
[3] De Wette，m，560．
[4] Newman，Lectures on Justification，p.386．
[5] De Wette，Ⅲ，90．
[6] Riffel，Kirchengschte，II,9，Ⅱ，9；Table-Talk，Ⅲ，175．
[7] Seidemann，Thomas Munzer，p.35．
[8] Heinrich Grosbeck's Bericht，ed．Cornelius，19．
[9]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95．
[11] Ibid.，p.149．
[12] Ibid.，P．270．
[13] Pestalozzi，Heinrich Bullinger，p.426．
[14] Ibid.,p.428．
[15] Herzog,Leben Oeolampads,Ⅱ,197．
[16] Ibid.，p．189．
[17] Ibid.p．206．
[18] Herzog，Leben Oekolampads，Ⅱ，195．
[19] Hallam，Literature of Europe，Ⅱ，81;Schlosser，Leben des Beza，p．55．
[20] Praefatio in Psalmos．See「Historia Litteraria de Caivini Instituione，」 in Scrinium Antiquarium，Ⅱ，452．
[21] Baum，I，206．
[22] De Haereticis a civili Magistratu puniendis，1554．
[23] Tractaus Theologici，I，95．
[24] Ibid.，143．
[25] Literature of Europe，Ⅱ，82
論民族主義
[1]每當一個時代並存着思想的巨大發展和人們境況的普遍變化所必然造成的苦難，那些善於思辨或長於想像的人們，便會設計一個理想的社會，從中尋求一個救世良方或至少是一點精神安慰，以反抗他們實際上無力滌蕩的邪惡。詩歌中總是包含着這樣的理想：很久以前，或在某個遙遠的地方，在西方島國或世外桃源，天真而知足的人們遠離文明社會的墮落和約束，過着傳說中黃金時代的生活。此類詩作几乎千篇一律，理想世界也相差無幾。然而當哲學家們構造一個想像中的國家以喻誡或改造人類時，他們的動機更明確和更迫切，他們的國家既是一個楷模，又是一種諷刺。柏拉圖和柏羅丁，摩爾和康帕內拉，是用被現實的社會結構清除出去的素材來建構他們幻想中的社會，他們的靈感是來自現實社會的弊端。《理想國》、《烏托邦》和《太陽城》，是作者們對自己身歷之境況的譴責和抗議，也是他們逃避現實、在對立的極端中尋求慰藉的避難所。它們一直沒有影響力，從未從文學史變為政治史，因為一種政治思想要想獲得支配蕓蕓眾生的力量，除了對現實的不滿和思辨才能之外，還需要一些別的東西。一個哲學家的設計只能調動狂熱分子的政治熱忱，但是無法喚起全體國民的行動；雖然壓迫激起一次次激烈的反抗，就像痛苦的人發出的陣陣痙攣，然而它不能孕育成熟一個堅定的目標和複興社會的方案，除非某種新的幸福觀和當時的邪惡力量攜起手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