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歐洲的舊制度中，民族的權利既不為政府所承認，也不為人民所要求。王室而非民族的利益調整着邊界，政府的行為一般不考慮民眾的願望。只要一切自由權利受到壓制，民族獨立的要求也必遭忽視。費奈隆曾言，一個君主國可能就是某位公主的一份嫁妝。歐洲大陸在18世紀對這種集體權利受到遺忘狀況一言不發，因為專制主義者僅關心國家，自由主義者僅關心個人。教會、貴族、民族在那個時代的時髦理論中沒有一席之地；因為它們未受到公開的攻擊，它們也就沒有創立什麼理論來維護自己。貴族階層保有其特權，教會保有其財產；王室利益壓倒了了民族的自然傾向，消解了它們的獨立性，然而又維持着它們的完整。民族情緒最敏感的部分並沒有受到傷害。廢黜君主世代相傳的王位，或者吞併他的領地，被認為是侵害了所有的君主國，被認為因其褻瀆了王權的神聖性質而給臣民提供了一個危險的範例。在戰爭中，由於戰事無關乎民族，所以無需喚起民族感情。統治者之間的彬彬有禮與他們對於下層的傲慢和蔑視是相一致的。敵我兩軍的指揮官互相致詞，沒有憎恨，沒有激情，戰鬥以壯觀而高傲的隊列形式展開。戰爭藝術成為一種優雅、博學的遊戲。各君主國不僅通過一種自然的利益共同體，而且通過家族關係聯結在一起。有時候，一份婚姻契約可能開啟一場持久戰，而更多的時候，家族關係阻止了侵略野心的萌生。當宗教戰爭于1648年結束之後，所有的戰爭都是為了獲得一項繼承權或某塊屬地，或為了反對某些國家，它們的政治制度使自身被排除在王朝國家的公法的管轄範圍之外，被置於不但不再受到保護，而且令人生厭的地位。這些國家是英國和荷蘭。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荷蘭不再是一個共和國，英國的詹姆斯二世黨人在共和45年的失敗結束了王位之爭。然而，有個國家仍是例外，有一個君主，其地位並不為國王們的禮法所承認。

只要王位是通過婚姻或繼承獲得的，王國的關係網和正統觀念就可保證它的穩定，而當時的波蘭無此保證。在王朝專制主義時代，沒有王室血統的君主，人民所授予的王位，都被視為反常和暴亂。波蘭的制度由於有這種性質，它便被排斥在歐洲體系之外。它刺激了一種無法滿足的貪慾，它使歐洲的統治家族不能夠通過與它的統治者聯姻以求江山永固，或不能夠通過請求或繼承以獲得它。哈布斯堡家族曾與法國波旁家族爭奪西班牙和印度群島的統治權，與西班牙波旁家族爭奪意大利的統治權，與維特爾斯巴哈家族爭奪帝國的統治權，與霍亨索倫家族爭奪西里西亞的統治權。為了獲得半個意大利和德意志，對立的王室曾經發動過戰爭。但是對於一個不能憑藉婚姻或繼承對之提出要求的國家，任何王室都無望撈回損失或增長權勢。由於它們不能永久性地繼承，它們便用陰謀取得每次選舉的勝利。在同意支持站在它們這一邊的候選人之後，波蘭的鄰國終於製造了一個最終毀滅波蘭國的傀儡工具。在此之前，尚未有任何一個民族被基督教強國剝奪其政治存在的權利；不論怎麼忽視民族利益和願望，它們仍注意掩飾蓄意歪曲法律所造成的不公。但是瓜分波蘭是一次不負責任的暴行，不僅公然踐踏民心，而且違背公法。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出現一個大國被控制，整個民族被它的敵人瓜分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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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著名的事件，老專制主義的這次最具革命性的行徑，喚醒了歐洲的民族主義思潮，沉睡的權利轉化為迫切的願望，模糊的情緒上升為明確的政治要求。埃德蒙·柏克寫道：「任何一個明智或正直的人都不會贊同那次瓜分，或在思考此事時不會預見到它將給所有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2]此後，便有一個民族要求統一在一個國家之內——就如同一個靈魂四處找尋一個肉體，藉以開始新的生命。人們第一次聽到這樣的吶喊：各國的這種安排是不公正的，它們的限制是違背自然的，一個完整的民族被剝奪了組成一個獨立共同體的權利。在這一權利要求能夠有力地對抗其敵人的壓倒性勢力之前，在它于最後一次瓜分之後獲得了力量克服長期的被奴役習慣和消除由於先前的混亂人們對波蘭的輕視之前，古老的歐洲體系逐漸崩潰，一個新的世界興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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