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探索民族主義理論現實可見的發展過程時，我們也打算觀察它的政治特徵，評價它的政治價值。促成這種理論的專制統治既否定民族統一的絶對權利，又否定民族自由的權利要求。前者是民主理論的產物，後者則屬於自由理論。這兩種民族主義的觀點分別對應着法國和英國的學說，實際上代表着政治思想中對立的兩極，它們僅有名稱上的聯繫。在民主理論中，民族主義的基礎是集體意志永恆至上，民族統一是這種意志的必要條件，其他任何勢力都必須服從這種意志，對抗這種意志的任何義務都不享有權威，針對這種意志的一切反抗都是暴政。在這裡，民族是一個以種族為基礎的理想單位，無視外部因素、傳統和既存權利不斷變化着的影響。它凌駕于居民的權利和願望之上，把他們形形色色的利益全都納入一個虛幻的統一體；它為了滿足更高的民族要求，犧牲他們的個人習慣和義務，為了維護自己的存在，壓制一切自然權利和一切既定的自由。無論何時，只要某個單一的明確目標成為國家的最高目的，無論該目標是某個階級的優勢地位、國家的安全或權力、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還是對一個抽象觀念的支持，此時國家走向專制就是不可避免的。惟有自由要求實現對公共權威的限制，因為自由是惟一有利於所有人們的目標，惟一不會招致真心實意反抗的目標。為了支持民族統一的要求，即使一個在資格上無可指摘、政策寬厚而公平的政府，也必須加以顛覆，臣民必須轉而效忠於一個與他們沒有情感聯繫、可能實際上受外來控制的權威。另一種理論除了在反對專制國家這一點上，與這種理論沒有任何共同之處，它將民族利益視為決定國家形式的一種重要因素，但不是至高無上的因素。它有別于前一種理論，因為它傾向于多姿多彩而不是千人一面，傾向于和諧而不是統一；因為它不想隨心所欲地進行變革，而是謹慎地尊重政治生活的現存條件；因為它服從歷史的規律和結果，而不是服從有關一個理想未來的各種渴望。統一論使民族成為專制和革命之源，而自由論卻把民族視為自治的保障和對國家權力過大的最終限制。被民族統一犧牲了私人權利，卻受着各民族聯合體的保護。任何力量都不可能像一個共同體那樣有效地抵制集權、腐敗和專制的趨勢，因為它是在一個國家中所能存在的最大群體；它加強成員之間在性格、利益和輿論上一貫的共性，它以分別存在的愛國主義影響和牽制着統治者的行動。同一主權之下若干不同民族的共存，其作用相當於國家中教會的獨立。它可以維護勢力平衡，增進結社，形成共同意見給予臣民以約束和支持，藉此避免出現在單一權威的籠罩下四處蔓延的奴役狀態。同樣，它可以形成一定的公共輿論集團，形成並集中起強大的政治意見和非主權者意志的義務觀念，以促進獨立的發展。自由鼓勵多樣性，而多樣性又提供了保護自由的組織手段。所有那些支配人際關係、調整社會生活的法律，皆是民族習慣多樣化的結果，是私人社會的創造物。因此，在這些事情上不同的民族各不相同，因為是各民族自己創造了這些法律，而不是統治着他們的國家。在同一個國家中這種多樣性是一道牢固的屏障，它抵制政府超出共同的政治領域侵入受制於自發規律而非立法的社會領域。這種入侵是專制政府的特徵，它勢必招致反抗並最終產生一種救治手段。對社會自由的不寬容是專制統治的本性，其最有效的救治手段必定是而且只能是民族的多樣性，同一國家之下若干民族的共存不僅是自由的最佳保障，而且是對自由的一個驗證。它也是文明的一個主要促進因素，它本身即是自然的、上帝規定的秩序，比作為近代自由主義理想的民族統一體現着更高的進步狀態。

不同的民族結合在一個國家之內，就像人們結合在一個社會中一樣，是文明生活的必要條件。生活在政治聯合體中較次的種族，可得到智力上更優秀的種族的提高。力竭而衰的種族通過和更年輕的生命交往而得以復興。在一個更強大、更少腐敗的種族的紀律之下，由於專制主義敗壞道德的影響或民主制度破壞社會整合的作用而失去組織要素和統治能力的民族，能夠得到恢復並重新受到教育。只有生活在一個政府之下，才能夠產生這種富有成效的再生過程。國家就像個促進融合的大熔爐，它能夠把一部分人的活力、知識和能力傳遞給另一部分人。如果政治邊界和民族邊界重合，社會就會停滯不前，民族就會陷入這樣一種境地，它同不和同胞交往的人的處境沒什麼兩樣。兩個人之間的差別把人類聯合在一起，不僅是因為這種差別為共同生活的人提供了好處，而且因為它用一條社會或民族的紐帶使社會結合在一起。使每個人都可以從他人中找到自己的利益。這或是因為他們生活在同一個政府之下，或是因為他們屬於同一種族。人道、文明和宗教的利益由此得到了促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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