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可以從一個人的經歷中，追尋到這種思想從一個模糊的願望發展為一種政治學說的基石的外在歷史進程。這個給予它生命力的人就是居塞伯·馬志尼。他感到燒炭黨運動不足以對抗政府的措施，便果斷地把自由主義運動的基礎換成了民族主義，以此賦予它新的生命。正如壓迫是自由主義的學校一樣，流放是民族主義的搖籃；在避難馬賽時，馬志尼就想到了「青年意大利」這個主意。波蘭的流亡者也以同樣的方式成為每一場民族運動的鬥士。因為對他們而言，所有的政治權利都包含在獨立的思想之中。無論他們之間有多大分歧，獨立是他們共同的願望。1830年以前的文學作品也促進了民族主義思想。馬志尼說：「這是浪漫主義和古典主義兩大流派之間激烈衝突的時代，這場衝突同樣可以真實地視為自由的擁護者與權威的擁護者之間的衝突。」浪漫派在意大利為不信教者，在德國為天主教徒，但是他們對兩地的民族主義史學和文學都起到了相同的促進作用。但丁在意大利的民主派那裡和在維也納、慕尼黑及柏林的中世紀復興運動的領袖們那裡，都被視為偉大的權威。但是無論是流放者，還是新派詩人和評論家的影響，都沒有擴展到民眾之中。它是一個沒有獲得民眾同情和支持的宗派，是一種建立在學說而非苦難基礎之上的密謀。1834年，他們在薩伏依舉起造反的旗幟，提出「統一、獨立、上帝和人道」的口號；人民對這些目標感到迷惑不解，對其失敗也漠不關心。但是馬志尼堅持不懈地進行宣傳和鼓動，把他的「青年意大利」(Giovine Italia)擴展為「青年歐洲」(GiodneEuropa)，並于1847年建立了國際民族聯盟。他在聯盟成立的致詞中說：「人民只明白一種觀念，即統一和民族獨立的觀念……政府形式絶不是個國際問題，它僅僅是個民族問題。」

1848年的革命雖然沒有成功地實現民族目的，卻在兩個方面為日後民族主義的勝利做好了準備。第一個方面是，奧地利恢復了在意大利的權力，實行一種新的、更嚴格的集權統治，沒有給自由留下任何希望。當這種制度確立之時，正義便站在了民族的願望一邊。在馬寧的努力下，這些民族願望以一種更完善和更高級的形式復興了，在十年的反動時期，奧地利政府未能把依靠武力的佔有轉變為根據權利的佔有，也沒有用自由制度來創造讓人忠誠的條件。它的政策從反面刺激了民族主義理論的發展。1859年，這種政策使法蘭西斯·約瑟夫失去了所有的積極支持和同情，因為他在行動上犯下的錯誤，要比他的敵人的理論錯誤更加明顯。然而，民族主義理論獲得力量的真正原因在於第二個方面，即民主原則在法國的勝利以及歐洲大國對它的認可。民族主義理論包含在主張公意至高無上的民主理論中。「人類中的任何一群人，如果沒有決定他們應和哪一個群體結合在一起，任何人都無法知道他們還應當自由地做什麼了。」[4]一個民族就是這樣形成的。為了形成集體意志，統一是必需的；為了表達集體意志，獨立是不可缺少的。對於人民主權的概念而言，統一和民族獨立比罷黜君主和廢除法律的權利更加重要。因為人民的幸福或國王的民意基礎可以防止這類專制行為的發生。但是具有民主精神的民族不可能一直允許它的一部分屬於外國，或者整個民族被分裂為同一血統的若干國家。因此，民族主義理論的出發點是劃分政治世界的兩條原則：否定民族權利的正統統治和肯定民族權利的革命行動；基于同一理由，它成為後者反對前者的主要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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