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翰·昆西·亞當斯在國會宣稱，已經出現退出的決定。他勸告說，「禁運令持續的時間過長，肯定會受到暴力抵抗，州立法機構，甚至州司法機構，都會支持這種抵抗。……多年來，它們的目標一直就是解散聯邦和建立一個分立的邦聯。」二十年後，當亞當斯成為總統時，這一陳述的真理性受到質疑。那時形勢已經轉變，南部正在否決國會為東北部諸州的排他性利益而立法的權利，而其自己則積極地從獲利角度支持聯邦當局。重要的是，不應相信從他們嘴裡說出的話，毋需證明，他們正在反對的原則，也就是他們自己開創的原則。亞當斯於是在1828年10月21日發佈一道聲明，重申他原來的宣言。「人民不斷地受到鼓動對它進行暴力反抗，而一個又一個陪審團宣告違犯者無罪，其理由是，面對合眾國地方法院的莊嚴裁決，它是違憲的。公眾出版物公然挑動聯邦的分裂，有人打算並提議在紐黑文舉行新英格蘭諸州的代表會議。」司通理那時寫的信，證實了這些話的真實性。他說：「我十分滿意，即這種動向不會和不能被新英格蘭所容忍，並會招致直接的反叛……這兒仍不斷地流傳着有關馬薩諸塞反叛的故事。我自己的印象是，如果他們敢做的話，軍方會使他們清醒，但它將不會付諸實施……州的分離已被考慮了，但我懷疑大眾的衝動還未充分點燃。……我很遺憾地觀察到馬薩諸塞的背叛精神已增長到如此高的程度，而我擔心它被極少數野心家挑動以分裂合眾國……我憂心忡忡地觀察到公眾出版物公開倡議訴諸武力清除現在的貿易阻礙。」[38]

禁運令最終被撤銷主要應歸功于司通理的影響，總統一方對此極為勉強並表現出厭惡。傑斐遜說：「我把這一切歸咎于一個偽善的共和主義者——司通理。」[39]司通理對他的成就感到驕傲乃在情理之中，他對此評論道：「按照傑斐遜先生的觀點，我一定是偽善的共和主義者，就如同任何一個敢於對他的絶對正確提出懷疑的人一樣。」[40]其實傑斐遜的意思是，一個把少數人的利益置於多數人意願之上的人，不是一個共和主義者。他的狂熱的崇拜者塔克教授十分公正而坦率地描繪了他在這件事上的政策：「如果他不顧新英格蘭和整個商業團體的願望和利益長久維持禁運令，似乎與其所主張的自決的價值產生矛盾，那麼回答是，他在此貫徹的是大多數人民的願望。……社會中的一部分人在這裡承受了共和制政府的偉大價值所必然附帶的弊端，這價值就是多數人的意志必須獲勝。」[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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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看到，在禁運令問題上，一旦這種民主理論付諸實踐，就會喚起少數人脫離權利的主張，而民主原則將被迫屈服。但脫離並不是一種憲法理論，而是針對邪惡的憲法理論的救助措施。一種更睿智的理論才可以避免民主派的專制和脫離的必要性。下一個重大論戰便是圍繞這一問題進行。它展示了一種努力，要制定法律防止政府的專斷意志，擺脫多數人的暴政以及比疾病還糟的藥方。漢密爾頓描繪了這樣一個理想的藍圖：「對聯邦和各州政府之間的這種平衡應予特別的注意和深思，因為它具有至高無上的重要性。它建立了對人民的雙重保障。如果其中一個侵犯了他們的權利，他們將在另一個那裡找到有力的保護。實在地，通過一種始終存在於它們中間的對立，它們都將被防止踰越憲法的限制。」[42]這也是迪金森先生在1787年會議上發言時所期望的：「穩定性的一個來源是立法權的兩個分支。國家分為不同的州，形成了穩定性的另一主要來源。」[43]

與英國的戰爭，和在此之前商業的長期停滯，奠定了製造業利益集團在美國的基礎地位。工廠開始在賓夕法尼亞興起，在新英格蘭則慢一些。1816年開始徵收一種稍帶保護性的關稅，因為有必要使戰時禁令適合于和平時代。其意圖與其說是保護新工業，不如說是加快轉變的周期。那種利益還十分微小，這種關稅對它影響甚微，因此已擔任馬薩諸塞州國會代表的韋伯斯特先生投票反對它。它的實行是由於克萊與南卡羅來納政治家朗茲和卡爾霍恩的聯合，這次投票後來成為攻擊他們的一個有益的武器。在隨後的歲月中，棉花種植業重要性的不斷增長和製造業的成長，使北方和南方處在有重大利益分歧的新形勢之中。漢密爾頓很久以前就說過：「在我們中間財富的分歧已經很大，商業和工業仍在加重這種分歧。你們政府必須正視這種事態，否則隨着時間的流逝，一些利益集團會瓦解你們的體制。」[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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