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英格蘭的製造業主覺察到保護他們商品的好處。在1820年一篇回憶塞勒姆商人的文章中，司通理寫道：「最明顯的事情莫過于此：許多製造業主和他們的朋友，正在嘗試用一種荒謬的方法拔除我們稅收政策的一些基本原則，這一方法建立在一種偏私的政策，或一種誤導的熱情，或十分短視的觀點之上。……如果我們不願接收外國製造業主的產品，我們就不能合理地期望外國將接受我們的原料。……當他們不是賣主時，我們不能迫使他們變成買主，當他們不能用他們的織物付款時，我們亦不能強迫他們消費我們的棉花。我們可能使他們不得不使用西印度、巴西或東印度的棉花。」大約同時，1820年5月20日，他就同一主題寫信給斯托厄爾勛爵：「我們也正在變成一個製造業的國家，開誠佈公地說，我對於本國給予這些工業以人為激勵的做法並不高興。……你們的製造業大城市，顯然是一些深重罪惡和巨大政治紛擾的場所，沒有給政治家、愛國者或自由之友帶來美好的期待。」[45]製造業主在1824年獲得了一種新關稅，另一種在1828年被大多數實行，還有一種在1832年以二比一的多數通過。將稅率平均提高到輸入品價值的几乎百分之五十的1828年法案，從憲法的觀點來看最為重要。卡爾霍恩的傳記作者說：「就國內事務而言，從那時起我們政治史中的几乎每一個重要事變都可以追溯至此。」[46]這時北部與南部的利益已完全不同。南部農產品生產發達，為此需要重要的歐洲市場；而北部的工業不能與歐洲製造業競爭，試圖保護對國內市場的壟斷。與在英國相同爭論的過程有所不同，農業主(至少是棉花種植者)渴望自由貿易，因為他們是出口者；製造業主渴望保護，因為他們不能適應競爭。卡爾霍恩說：「其實問題發生在這個國家出口利益集團與非出口利益集團之間。」出口利益集團需要最大限度的進口自由以避免不公平交易。「對於商業的首要原則，對於歐洲特別是英國的政策，他肯定一無所知。他不明白，要想使廣泛的貿易有可能進行下去，只能以易貨交易為基礎，他不明白如果不這樣經營，是不可能長期受到容忍的。……我們僅存的碩果龐大且一度興盛的農業也必然會在這場鬥爭中被消滅。首先，我們將被棄置於不能消費我們四分之一產品的國內市場；由於不能像自由貿易時那樣供給世界，我們不得不廢棄我們現有種植物的四分之三，並接受製造業主——那時他們的政策將因徹底擁有我們的市場而大功告成——給予的余產，無論他們給予的是什麼。」[47]這似乎應驗了朗茲先生的預言，他在四十年前反對南卡羅來納采納憲法時宣佈：「當這個新憲法被採納，南部各州的太陽將落下，永不再升起……北部各州的利益將大占優勢，把我們想得到一個共和國名稱的願望剝奪殆盡。」[48]科貝特那時比任何英國人都瞭解美國，他在紀錄1833年的《政治紀事》中，切中要害地描繪了那些敵對利益的形勢。「從貿易上說，所有這些南部和西部各州都與伯明翰、謝菲爾德、曼徹斯特和利茲緊密地聯繫着；……它們與北部各州沒有這樣的聯繫，除了僅僅有政治性質的聯繫外，不存在任何把他們連結起來的紐帶。……這是一種利益的天然劃分，這種利益是如此強大，任何人為之事都不可能與之抗衡。國會向英國製造業商品課以重稅，數量不多不少，與它每年取于南部和西部各州以及給予北部州的數百萬恰好相等。」[49]英國是犧牲一個階層的利益使另一個階層得益，而美國則是犧牲這個國家一部分的利益使另一部分得益。卡爾霍恩說：「政府褻瀆了賦予它的職責，變成了社會中一部分人的代理，它以保護為幌子，向社會的另一部分人強行征稅。」[50]

在一個州內部的對立階層存在紛爭的地方，派別之間的暴力雖然可能危及政府，但他們不能分裂州。然而，如果被壓迫的一派是一個主權州，暴力則更大，不公的感受更真切，反抗也會採取更加合法和合憲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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