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翻，字景翔，陳郡項人也。父宣，有才筆，為劉彧青州刺史沈文秀府主簿。皇興中，東陽州平，隨文秀入國。而大將軍劉昶每提引之，言是其外祖淑之近親，令與其府諮議參軍袁濟為宗。宣時孤寒，甚相依附。及翻兄弟官顯，與濟子洸、演遂各凌競，洸等乃經公府以相排斥。

翻少以才學擅美一時。初為奉朝請。景明初，李彪在東觀，翻為徐紇所薦，彪引兼著作佐郎，以參史事。及紇被徙，尋解。後遷司徒祭酒、揚烈將軍、尚書殿中郎。正始初，詔尚書門下于金墉中書外省考論律令，翻與門下錄事常景、孫紹，廷尉監張虎，律博士侯堅固，治書侍御史高綽，前軍將軍邢苗，奉車都尉程靈虯，羽林監王元龜，尚書郎祖瑩、宋世景，員外郎李琰之，太樂令公孫崇等並在議限。又詔太師、彭城王勰，司州牧、高陽王雍，中書監、京兆王愉，前青州刺史劉芳，左衛將軍元麗，兼將作大匠李韶，國子祭酒鄭道昭，廷尉少卿王顯等入預其事。後除豫州中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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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時修明堂闢雍。翻議曰：

謹案明堂之義，古今諸儒論之備矣。異端競構，莫適所歸，故不復遠引經傳、傍采紀籍以為之證，且論意之所同，以詶詔旨耳。蓋唐虞已上，事難該悉；夏殷已降，校可知之。

謂典章之極，莫如三代；鬱鬱之盛，從周斯美。制禮作樂，典刑在焉；遺風餘烈，垂之不朽。

案《周官考工》所記，皆記其時事，具論夏殷名制，豈其紕繆？是知明堂五室，三代同焉，配帝象行，義則明矣。及《淮南》、《呂氏》與《月令》同文，雖布政班時，有堂、個之別，然推其體例，則無九室之證。既而世衰禮壞，法度淆弛，正義殘隱，妄說斐然。明堂九室，著自《戴禮》，探緒求源，罔知所出，而漢氏因之，自欲為一代之法。故鄭玄云：「周人明堂五室，是帝一室也，合于五行之數。《周禮》依數以為之室。德行疑
于今，雖有不同，時說昞然，本制著存，而言無明文，欲復何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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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制著存，是周五室也；于今不同，是漢異周也。漢為九室，略可知矣。但就其此制，猶竊有懵焉。

何者？張衡《東京賦》云：「乃營三宮，布教班常，復廟重屋，八達九房。」

此乃明堂之文也。而薛綜註云：「房，室也，謂堂後有九室。」

堂後九室之制，非巨異乎？裴頠又云：「漢氏作四維之個，不能令各據其辰，就使其像可圖，莫能通其居用之禮，此為設虛器也。」

甚知漢世徒欲削滅周典，捐棄舊章，改物創製，故不復拘于載籍。且鄭玄之詁訓《三禮》，及釋《五經異義》，並盡思窮神，故得之遠矣。覽其明堂圖義，皆有悟人意，察察著明，確乎難奪，諒足以扶微闡幽，不墜周公之舊法也。伯喈損益漢制，章句繁雜，既違古背新，又不能易玄之妙矣。魏晉書紀，亦有明堂祀五帝之文，而不記其經始之制，又無坦然可準。觀夫今之基址，猶或彷彿，高卑廣狹，頗與《戴禮》不同。何得以意抑心，便謂九室可明？且三雍異所，復乖盧、蔡之義，進退亡據，何用經通？晉朝亦以穿鑿難明，故有一屋之論，並非經典正義，皆以意妄作，茲為不典，學家常談，不足以范時軌世。

皇代既乘乾統歷，得一馭宸，自宜稽古則天，憲章文武，追蹤周孔，述而不作，四彼三代，使百世可知。豈容虛追子氏放篇之浮說，徒損經紀《雅誥》之遺訓？而欲以支離橫議，指畫妄圖，儀刑宇宙而貽來葉者也。

又北京制置，未皆允帖，繕修草創，以意良多。事移禮變，所存者無幾，理苟宜革，何必仍舊？且遷都之始，日不遑給，先朝規度，每事循古，是以數年之中，悛換非一，良以永法為難，數改為易。何為宮室府庫多因故跡，而明堂闢雍獨遵此制？建立之辰，復未可知矣。既猥班訪逮，輒輕率瞽言。明堂五室，請同周制；郊建三雍，求依故所。庶有會經誥，無失典刑。識偏學疏，退慚謬浪。

後議選邊戍事，翻議曰：

臣聞兩漢警于西北，魏晉備在東南。是以鎮邊守塞，必寄威重；伐叛柔服，實賴溫良。故田叔、魏尚聲高於沙漠，當陽、鉅平績流于江漢，紀籍用為美談，今古以為盛德。自皇上以叡明纂禦，風凝化遠，威厲秋霜，惠沾春露，故能使淮海輸誠，華陽即序，連城請面，比屋歸仁。懸車劍閣，豈伊曩載；鼓噪金陵，復在茲日。然荊揚之牧，宜盡一時才望；梁郢之君，尤須當今秀異。

自比緣邊州郡，官至便登，疆場統戍，階當即用。或值穢德凡人，或遇貪家惡子，不識字民溫恤之方，唯知重役殘忍之法。廣開戍邏，多置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財貨請屬，皆無防寇禦賊之心，唯有通商聚斂之意。其勇力之兵，驅令抄掠。若值強敵，即為奴虜；如有執獲，奪為己富。其羸弱老小之輩，微解金鐵之工，少閒草木之作，無不搜營窮壘，苦役百端。自余或伐木深山，或耘草平陸，販貿往還，相望道路。此等祿既不多，資亦有限，皆收其實絹，給其虛粟，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工，節其食，綿冬歷夏，加之疾苦，死於溝瀆者常十七八焉。

是以吳楚間伺，審此虛實，皆云糧匱兵疲，易可乘擾，故驅率犬羊，屢犯疆場。頻年以來，甲冑生蟣，十萬在郊，千金日費，為弊之深，一至于此！皆由邊任不得其人，故延若斯之患。賈生所以痛哭，良有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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