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相如(‧——前118)，字長卿，蜀郡成都人。最初「以貲為郎」，景帝時，為武騎常侍。後免官游梁，與鄒陽、枚乘等同為梁孝王門客，著《子虛賦》。過了幾年，梁孝王死，相如歸蜀，以琴挑臨邛富人卓王孫寡女文君，文君夜奔相如，同歸成都，「家徒四壁立」。後來與文君又回臨邛，以賣酒為生，「令文君當壚，相如身自着犢鼻褌，與保傭雜作，滌器于市中」。王孫以為恥，乃分給文君家僮(奴隷)和財物。因為武帝讀了相如的《子虛賦》，大為讚賞，以及狗監楊得意又乘機推薦，武帝就召見了相如，相如乃改賦天子遊獵之事，就是現今所傳的《子虛賦》(《文選》分「亡是公」以下為《上林賦》)。武帝大喜，任為郎。從此相如在漢宮庭任官，並深得武帝的信任。後相如出使「通西南夷」，著《難蜀父老》一文，對溝通漢與西南少數民族的關係起了積極作用。晚年以病免官，家居而卒。

《子虛》、《上林》是司馬相如賦的代表作品。賦中假設楚國子虛，和齊國烏有先生的互相誇耀，最後亡是公又大肆鋪陳漢天子上林苑的壯麗及天子射獵的盛舉，以壓倒齊楚，表明諸侯之事不足道。這樣，作品就歌頌了大一統中央皇朝無可比擬的氣魄和聲威。在統一帝國政治經濟空前發展、中央王朝對封建割據勢力的鬥爭取得進一步勝利的時代，這種歌頌具有一定的現實意義。但作品主要部分在於誇張帝王的物質享受，渲染貴族宮庭生活驕奢淫佚的風氣，迎合了武帝的好大喜功。賦末委婉致諷，流露了作者另一方面的思想：即認為過分奢侈「非所以為繼嗣創業垂統」。為統治階級的長遠利益計，作者主張「解酒罷獵」，與民同利。正如揚雄所謂「靡麗之賦，勸百而諷一，猶騁鄭衛之聲，曲終而奏雅」，實際上它起不了多少諷諫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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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已經提到新體賦的特色是鋪張。在這一點上，《子虛》、《上林》比枚乘《七發》有進一步的發展。作品以子虛誇楚開始，說「楚有七澤，嘗見其一，未睹其餘也，臣之所見，特其小者耳，名曰雲夢」，並乘勢大力誇耀楚王遊獵雲夢的規模。哪知烏有先生卻以齊國的渤澥、孟諸可以「吞若雲夢者八九于其胸中曾不蒂芥」，壓倒了楚國。最後亡是公才以天子上林的巨麗、遊獵的壯觀，又壓倒了齊楚。這樣一浪高過一浪，形成了文章壯闊的氣勢。其次是以大量的連詞、對偶、排句，層層渲染，增加了文章詞采的富麗。例如：

撞千石之鐘，立萬石之虡，建翠華之旗，樹靈鼉之鼓；奏陶唐氏之舞，聽葛天氏之歌；千人唱，萬人和；山陵為之震動，川谷為之蕩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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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種描寫確實氣勢充沛，波瀾壯闊。但也往往誇張失實，「虛而無征」，鋪張過分，轉成累贅。而且由於層層排比，板滯少變，堆砌詞藻，好用奇詞僻字，讀之令人生厭。

司馬相如精通文字學，作過字書《凡將篇》。其後揚雄、班固莫不如此。因此在文字上誇奇炫博，就成了這些賦家的習氣。

《子虛》、《上林》採用主客問答的形式，雖出於《離騷》，但其有意識地虛構人名，展開辯論，則又兼采《莊子》手法。後來揚雄《長楊賦》的「子墨客卿」、「翰林主人」，張衡二京賦》的「憑虛公子」、「安處先生」都是模仿這種形式。

《子虛》、《上林》賦的出現不是偶然的。《西京雜記》載司馬相如的友人盛覽嘗問他作賦秘訣。相如說：「賦家之心， 包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其實這並不僅僅是作家個人的才力，即他說的「賦家之心」的問題，更重要的是這空前統一、繁榮的漢帝國的出現，加強了正處在上升期的封建統治階級的信心，也大大開拓了文人學士的胸襟與眼界，使他有可能在賦裡多少反映這個強大的漢帝國的面貌，也多少表現了當時統治者一種發揚蹈厲的精神。後來張衡二京，左思三都，雖篇幅加廣，而氣魄終覺不如。至南朝文人勉強學步，就如在蹄涔之水，吹波助瀾，更無足觀了。所以《子虛》、《上林》賦的出現是有一定的現實社會基礎的。然而作品所表現的時代面貌終究是非常表面和畸形的，因此它們並不能真正反映它的時代。至于它們的藝術形式和表現手法，則與楚辭有很多聯繫，是楚辭的變化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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