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虛》、《上林》賦在漢賦發展史上有極重要的地位。它們確立了一個「勸百諷一」的賦頌傳統。漢賦自司馬相如始以歌頌王朝聲威和氣魄為其主要內容，後世賦家相沿不改，遂形成一個賦頌傳統。如果說這種歌頌在司馬相如時代還不是全無意義的話，那麼隨着時代的變化，它往往流為粉飾太平，對封建帝王貢諛獻媚，全然失去意義。它們也奠定了一種鋪張揚厲的大賦體制。後世賦家大都按照這一體制創作，愈來愈失去了創造性。

司馬相如還著有《大人賦》、《長門賦》、《哀秦二世賦》等騷體作品。《大人賦》迎合了武帝好神仙的心理，所以武帝讀後大為歡喜，「縹縹有凌雲之氣」。《長門賦》據敘中說，是為武帝陳皇后失寵而作。《南齊書‧陸厥傳》載厥與沈約書，謂《長門》、《上林》非一家之賦。從文章風格看來，的確如此。後來顧炎武因敘文不符事實，也斷為後人託名之作。不過這賦即屬偽作，仍是一篇很好的抒情文。它細緻地同時典型地表現了一個失寵的宮人望君不至的複雜變化的心情，對後世宮怨詩的創作有一定啟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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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馬相如的散文有《諭巴蜀檄》、《難蜀父老》、《封禪文》等。《難蜀父老》假托蜀父老非難「通西南夷」，從而引出作者的正面意見，闡明「通西南夷」的重大意義。《封禪文》頌揚「大漢之德」，認為可以舉行封禪的典禮。這些文章的思想傾向與《子虛》、《上林》賦有一致之處，足以互相印證。司馬相如的散文常用賓主答問形式及排偶句調，頗有辭賦氣味。

圍繞在漢武帝周圍的文士除司馬相如外，還有朱買臣、吾丘壽王、嚴助、主父偃、東方朔、枚皋、終軍等。而公卿大夫如兒寬、孔臧、董仲舒、司馬遷等，也時常作賦。武帝時代的辭賦，實盛極一時，成為文壇的主要形式。

枚皋是枚乘的兒子。《漢書‧藝文志》說他有賦一百二十篇。但「其文骫骳，曲隨其事」(《漢書‧枚乘傳》)，是典型的文學弄臣，連他自己後來都「自悔類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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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方朔是個滑稽家，常在武帝前調笑取樂，「然時觀察顏色，直言切諫」(《漢書‧東方朔傳》)。曾上書反對武帝起上林苑。由於武帝把他當俳優看待，他在政治上不得信任，便寫了一篇《答客難》發泄牢騷。《答客難》是一篇散文賦，設主客問答，說明戰國「得士者強，失士者亡」，士人可以「身處尊位」，而到了武帝大一統的時代，情形則完全兩樣。例如說：

……故綏之則安，動之則苦；尊之則為將，卑之則為虜；抗之則在青雲之上，抑之則在深泉之下；用之則為虎，不用則為鼠。雖欲盡節效情，安知前後‧

這道出了士人在帝王的隨意擺佈下，懷才莫展的實況，具有一定的意義。他又有《非有先生論》，用主客問答的形式勸帝王聽諫，風格與《答客難》相近。另有騷體賦《七諫》，因襲楚辭，無甚特色。東方朔的作品對後世有一定影響。如揚雄《解嘲》、班固《答賓戲》、張衡《應間》等，從內容到形式上都是模仿《答客難》的。

此外，武帝時代在淮南王劉安(‧——前122)那裡，也形成了一個辭賦和散文的中心。《漢書‧藝文志》著錄淮南王賦八十二篇，淮南王群臣賦四十四篇，可見劉安及其賓客作賦眾多的一斑。劉安是愛好屈原作品的，他的《離騷傳》最早給屈原和《離騷》以很高的評價。認為《離騷》兼有《國風》和《小雅》之長，而屈原的「志」則可「與日月爭光」。可惜劉安的賦今已不傳。他的群臣賦也只存小山的《招隱士》一篇。它描寫山中幽深險阻，有猿狖虎豹，不可久留。語言富於形象性和音樂性，是漢代優秀的騷體賦。今存《淮南子》二十一篇是劉安群臣或賓客的集體著作，它包含各派思想，和《呂氏春秋》一樣，被列為「雜家」。實際主要是道家和陰陽家的思想。它同樣慣用歷史傳說和神話故事說理，因而保存了許多古代歷史和文學的片斷。它的文章，排比鋪張，則顯然受辭賦的影響。

第二章　偉大的歷史家、散文家司馬遷

第一節　司馬遷的生平和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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