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馬遷(前145——前87‧)，字子長，左馮翊夏陽(今陝西韓城)人。父司馬談有廣博的學問修養，曾「學天官于唐都，受易於楊何，習道論于黃子」。又曾為文「論六家之要旨」，批評了儒、墨、名、法和陰陽五家，而完全肯定地讚揚了道家，這說明他是深受當時流行的黃老思想的影響的。司馬談在這篇論文中所表現的明晰的思想和批判精神，無疑給司馬遷後來為先秦諸子作傳以良好的啟示，而且對司馬遷的思想、人格和治學態度也必然有影響。漢武帝即位後，司馬談做了太史令，為了供職的方便，他移家長安。在此以前，司馬遷「耕牧河山之陽」，即幫助家人做些農業勞動，同時大概已學習了當時的通行的文字——隷書。隨父到長安後，他又學習了「古文」(如《說文》的「籀文」和「古文」等)，並向當時經學大師董仲舒學習公羊派《春秋》，向孔安國學習古文《尚書》。這些對年輕的司馬遷都有很深的影響。

司馬遷在二十歲那一年開始了漫遊生活。這就是他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所說的：「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講業齊魯之都，觀孔子遺風，鄉射鄒嶧，厄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歸後「仕為郎中」；又「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以後又因侍從武帝巡狩、封禪，遊歷了更多的地方。這些實踐活動豐富了司馬遷的歷史知識和生活經驗，擴大了司馬遷的胸襟和眼界，更重要的是使他接觸到廣大人民的經濟生活，體會到人民的思想感情和願望。這對他後來著作《史記》有極其重要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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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封元年(前110)，漢武帝東巡，封禪泰山。封建統治階級認為這是千載難逢的盛典，司馬談因病留在洛陽，未能參加，又急又氣，生命危在旦夕。這時司馬遷適從西南回來，他就把自己著述歷史的理想和願望遺留給司馬遷，司馬遷流涕說：「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弗敢闕!」三年後，司馬遷繼任為太史令，他以極大的熱情來對待自己的職務，「絶賓客之知，亡室家之業，日夜思竭其不肖之才力，一心營職以求親媚于主上」。並開始在「金匱石室」即國家藏書處閲讀、整理歷史資料。這樣經過了四、五年的準備，在太初元年(前104)，他主持了改秦漢以來的顓頊歷為夏曆的工作後，就開始了繼承《春秋》的著作事業，即正式寫作《史記》，實踐他父親論載天下之文的遺志。這年司馬遷是四十二歲。

正當司馬遷專心著述的時候，巨大的災難降臨在他的頭上。天漢二年(前99)李陵抗擊匈奴，兵敗投降，朝廷震驚。司馬遷認為李陵投降出於一時無奈，必將尋找機會報答漢朝。正好武帝問他對此事的看法，他就把他的想法向武帝說了。武帝因而大怒，以為這是替李陵遊說，並藉以打擊貳師將軍李廣利。司馬遷就這樣得了罪，並在天漢三年下「蠶室」，受「腐刑」。這是對他極大的摧殘和恥辱。他想到了死，但又想到著述還沒有完成，不應輕於一死。他終於從「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賦《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等先聖先賢的遭遇中看到自己的出路，於是「就極刑而無慍色」，決心「隱忍苟活」以完成自己著作的宏願。出獄後，司馬遷升為中書令，名義雖比太史令為高，但只是「埽除之隷」、「閨閤之臣」，與宦者無異，因而更容易喚起他被損害、被污辱的記憶，他「每念斯恥，汗未嘗不發背沾衣」。但他的著作事業卻從這裡得到了更大的力量，並在《史記》若干篇幅中流露了對自己不幸遭遇的憤怒和不平。到了太始四年(前93)，司馬遷在給他的朋友任安的信中說：「近自托於無能之辭，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可見《史記》一書這時已基本完成了。從此以後，他的事蹟就不可考，大概卒於武帝末年。他的一生大約與武帝相始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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