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他要求文章家要有獨特的思想見解，不要落入俗套。這和李、何等的擬古主義是不相容的。他所說的「洗滌心源」或「心地超然」等等，意味着擺脫束縛，力求思想感情的自然流露。所以他在《與洪方洲書》中又說：「近來覺得詩文一事，只是直寫胸臆，如諺語所謂開口見喉嚨者，使後人讀之，如真見其面目，瑜瑕俱不容掩，所謂本色。此為上乘文字。」對於古文遺產，唐順之也和王慎中一樣，既推尊三代兩漢文的傳統地位，也承認唐宋文的繼承發展。他的《文編》，除左傳、國語、史記等古文外，也選了韓柳歐陽三蘇曾王等大量的古文，比之南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只從左傳、國語等選至韓柳要合理得多。這可能是受元末明初朱右「嘗選韓柳歐陽曾王三蘇為八先生文集」的影響，進一步確定了唐宋古文八大家的歷史地位。他的「古文」如上文所引，確是直據胸臆，信手寫來，間用口語，自然生動。茅坤(1512-1601)，字順甫，別號鹿門，歸安人，「最心折唐順之」，併進一步肯定唐宋文。他以為一切傳統名文和八家文所以動人，「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他認為一切自然、人事，「彼皆各有其至，而非借耳傭目所可紊亂增茸于其間者，學者苟各得其至，合之於大道，而迎之於中，出而肆焉，則物無逆于其心，心無不解于其物」，心物完全相印，才能寫出動人的文章。他強調文章家要體察物情，莫逆於心，而不只是簡單地求之於「心源」，比唐順之的說法要具體、全面。他通過《八大家文鈔》的選評，更明確地表現了他對唐宋八家文的肯定和提倡。「其書盛行海內，鄉裡小兒無不知有茅鹿門者」(《明史·茅坤傳》)。茅坤反對李、何等的擬古主義，也比王慎中和唐順之更自覺。在《八大家文鈔總敘》裡，可以看到他是把評選八家文作為反對擬古主義文風的一種手段來看待的。

反對前後「七子」的擬古主義，歸有光(1506-1571)更著名。有光字熙甫，崑山人。嘉靖十九年中舉，後來「八上春官不第，徙居嘉定安亭江上，讀書談道，學徒常數百人，稱為震川先生」。嘉靖四十四年成進士，為長興知縣。王世貞當時聲勢很大，他「力相排抵，目為庸妄鉅子」。他說：「文章至于宋元諸名家，其力足以追數千載之上，而與之頡頏。而世直以蚍蜉撼之，可悲也。無乃一二妄庸人為之鉅子以倡導之歟」(《項思堯文集序》)!又說：「今世以琢句為工，自謂欲追秦漢，然不過剽竊齊梁之餘，而海內宗之，翕然成風，可謂悼嘆耳」(《與沈敬甫書》)。他諷刺擬古主義者「頗好剪紙染彩之花，遂不知復有樹上天生花也」。認為文章要「如上甑饅頭，一時要發，乃佳」。他的古文「自謂可肩隨歐曾，臨川(王安石)則不難抗行」。時人亦謂為「今之歐陽修也」。這些論贊顯然並不恰當。但是不可否認，他的古文有自己的特點，也發生了很大的影響。他把生活瑣事引到「載道」的「古文」中來，使古文更密切地和生活聯繫，因而也寫出一些面目清新的作品。他善於即事抒情，紆徐平淡，親切動人，所謂「無意于感人，而歡愉慘惻之思，溢於言表」(王錫爵《歸公墓誌銘》)。或如王世貞晚年所稱讚，「不事雕飾而自有風味」(《歸太仆贊序》)。他的著名作品如《先妣事略》、《寒花葬志》、《項脊軒志》等都表現這樣的特點。茲舉後一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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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脊軒，舊南閣子也。室僅方丈，可容一人居。百年老屋，塵泥滲漉，雨澤下注，……余稍為修葺，使不上漏，……又雜植蘭桂竹木于庭，舊時欄楯，亦遂增勝。借書滿架，偃仰嘯歌，冥然兀坐，萬籟有聲，而庭階寂寂。小鳥時來啄食，人至不去。三五之夜，明月半牆，桂影斑駁，風移影動，珊珊可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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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余居于此，多可喜，亦多可悲。……余自束髮讀書軒中。一日，大母過余曰：「吾兒，久不見若影，何竟日默默在此，大類女郎也!」比去，以手闔門，自語曰：「吾家讀書久不效，兒之成，則可待乎‧」頃之，持一象笏至，曰：「此吾祖太常公宣德間執此以朝，他日汝當用之。」……

余既為此志，後五年，吾妻來歸。時至軒中，從吾問古事，或憑幾學書。吾妻歸寧，述諸小妹語曰：「聞姊家有閣子，且何謂閣子也‧」其後六年，吾妻死，室壞不修。其後二年，余久臥病無卿，乃使人復葺閣子，其制稍異於前。然自後余多在外，不常居。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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