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鳳苞說：「明社既屋，士之憔悴失職，高蹈而能文者，相率結為詩社，以抒寫其舊國舊君之感。大江以南，無地無之。」(《秋室集》卷一《書南山草堂遺集》)所以自順治九年(1652)以後，便不斷有禁止文人結社的明令。雍正三年(1725)更定例究查。文字獄也比歷代增多，康熙二年(1663)的「明史案」，除莊廷先死，「焚其骨」外，「所殺七十餘人」(《亭林文集·書潘吳二子事》)，受株連的近二百人，以社集中文人為最多。此外，如沈天甫之獄，戴名世《南山集》之獄，雍正時汪景祺之獄，呂留良、曾靜之獄等，實行殘酷鎮壓，這對當時文人的消極影響是很大的。

清初文化思想上的鬥爭也很尖鋭。清朝統治者大力提倡程朱理學，康熙編寫了《性理精義》，又重新刊行了《性理大全》等書，頒佈全國，以鞏固其思想統治。程朱派理學家李光地、湯斌、陸隴其等人都很受寵幸。明清之際，在反對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鬥爭中出現的進步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王夫之等，都親身經歷了明代的履亡，親眼看到了明末社會種種腐朽黑暗，參加了抗清的軍事鬥爭。他們通過這種生活體驗和對社會矛盾、民族矛盾的長期觀察和分析，總結了歷史上的經驗，產生了進步的民主思想。他們思想的特點，首先是對封建社會本身進行了相當深刻的批判，有的針對封建統治，特別是針對明朝統治的積弊和問題，提出了一些帶有民主性的政治主張，或補偏救弊的改良方法。黃宗羲大膽地抨擊了君主專制政治，認為「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唐甄認為“自秦漢以後，凡為帝王者皆賊也」。他們還提出了均田的主張，黃宗羲主張把全國耕地先「每戶授田五十畝」，「餘田……以聽富民之所占」，同時按土質分別「田土之等第」，地稅均「以十一為則」。王夫之在《噩夢》裡更進而提出：「有其力者治其地」，「而民自有恆疇」，這可以說是「耕者有其田」思想的萌芽。其次是對民族壓迫的反抗和批判。顧炎武對於防止外族的侵略特別注意。他說：「有亡國，有亡天下」，「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于率獸食人，謂之亡天下。」他所說的「亡國」是指朝代的更換，「亡天下」是指民族的淪亡。他認為保國是君臣和有職守的人的責任，「保天下者，匹夫之賤，與有責焉」(《日知錄》十三)!在時代的刺激下，他們反對明末王學的空談心性，提出「舍經學無理學」的主張，企圖通過經史的研究達到喚醒人心，復興民族的目的。顧炎武主張「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旨，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與人書》二)。黃宗羲說：「文之美惡，視道合離」(《文約》一《李杲堂墓誌銘》)。這就開始轉變了明末空疏的學風。稍後，閻若璩、胡渭等立漢學旗幟，攻擊宋學。這些對於清代的學風有着深遠的影響，同時對清代的文學理論和創作也起着重要的作用。清代詩文的復古主義傾向，甚至在小說戲曲中也確考時地，侈談學問，都和這種學風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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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初的進步作家，民族意識強烈，對現實的認識也更加深刻。明遺民以詩文著名者如顧炎武、屈大均、王猷定、魏禧等的作品不只流露了強烈的民族意識，對當時人民的苦難生活也多有反映。另外，屈節降清的吳偉業，在他的詩裡也反映了明清之際的變亂，藝術性較高。王士禎是康熙時期的詩壇主將，他論詩以「神韻」為主，創作力求「超脫」。這種詩風的形成，反映了作家的日益脫離現實。清初詞的作者也不少，但模擬多於創造，如陳維崧的模仿蘇、辛，朱彞尊的宗法姜、張。納蘭性德雖有較多直抒胸臆之作，然而受貴公子生活的限制，思想內容同樣貧乏。

戲曲方面，在蘇州地區產生了以李玉為代表的一派作家，對明末清初動亂的現實有較多的反映，李玉等集體寫作的《清忠譜》對明末政治的批判也更為深刻。康熙時期洪昇的《長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繼承了明代傳奇的優秀傳統，同時又抒寫了國家「興亡之感」，代表了當時戲曲創作的最高成就。李漁的戲曲理論，聯繫舞台實際，並總結了前人的成就，取得了較好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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