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說方面，陳忱的《水滸垢傳》描寫梁山英雄們在黑暗的封建統治下的再度起義，並突出了南宋時期的民族矛盾，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薄松齡的《聊齋誌異》繼承了魏晉志怪小說、唐宋傳奇的傳統，加以發展創造，形成了獨特的藝術風格；同時寄託了作者的「孤憤」，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罪惡，展示了封建科舉制度帶給人們精神上的毒害，歌頌了爭取真摯的愛情生活和反對封建禮教的鬥爭精神。在文言小說的創作上取得了最高的成就。

乾隆時期，是清朝經濟文化發展達到頂點，階級矛盾也日趨激化的時期。伴隨着農業生產的發展，和適應貴族、大地主、大商人享樂生活的需要，城市工商業也活躍起來，呈現了一片繁榮的景象。當時窯業、印刷業、製鹽業、紡織業、礦業等的規模和水平已相當可觀。景德鎮的窯業工人就將近二十萬，廣州有一個制茶工場，男女童工達五百人，還開始部分地使用機器。在這個過程中，東南沿海一帶一度被摧殘了的資本主義萌芽又開始發展起來，但由於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資本主義的萌芽在很多地區又表現得不夠明顯，而且由於封建勢力的阻礙，它的成長過程是很緩慢曲折的。所以那時封建地主階級和農民之間的矛盾仍是社會的主要矛盾。封建地主階級的擴大兼併，使土地高度集中，不只皇室、貴族、官僚都聚集了巨額的財富，大商號、當鋪、票號、銀號、鹽莊，以至一般土豪富商，也聚集了驚人的財富。其結果便是土地愈集中，農民愈貧困。乾隆末年，政治已日趨腐敗，貪污成風，當時畢沅為兩湖總督，福寧為巡撫，陳淮為藩司，三人朋比為奸。人們說：畢沅像蝙蝠，身不動搖，專吸過往蟲蟻；福像虎狼，不顧人畜，一概吞噬；陳像老鼠，鑽穴蝕物，使人不防。”嘉慶初年，查抄前軍機大臣和珅的傢俬，估銀約十億兩，超過乾隆年間所耗軍費的十倍。八旗兵丁既不操練，又不事生產，成為社會上的寄生階級，整個統治集團生活奢靡，日趨潰爛。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亦日益激化，接連地爆發了大規模的軍事鬥爭，如嘉慶元年(1796)發生的白蓮教起義，歷時九年，活動地區包括川、陝、楚、豫、甘五省；苗民起義比白蓮教起義早一年，起義先後達十二年之久；嘉慶十八年(1813)又爆發了天理教起義。各族人民反抗封建剝削和民族壓迫的鬥爭，沉重地打擊了清朝統治者，同時也加深了統治階級內部的矛盾。道光年間，英國殖民勢力的鴉片走私活動更加頻繁，白銀大量外流，清政府的財源更加枯竭。道光二十年(1840)爆發了鴉片戰爭，揭開了中國人民反抗帝國主義及其走狗的鬥爭的序幕，使中國逐步進入了資產階級民主主義革命的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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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時期，統治者對文人繼續施行高壓與籠絡的政策。文字獄案經常發生。據一種不完全的檔案材料《清代文字獄檔》，從乾隆六年(1741)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前後四十八年之間，共有六十三起，差不多每年都有文字獄案發生，殺人焚書，成為平常的事情。乾隆牢籠文士的手段也超過前期，乾隆三十六年(1771)仿康熙的辦法，再開「博學宏詞科」，被舉者共二百六十七人，實際到京參加考試的有二百二十人(全祖望《公車征士小傳》)。乾隆三十八年(1773)，開「四庫全書館」，徵求天下遺書，不但網羅了大量的御用「人才」，而且通過「四庫全書」的編纂，大規模地銷毀一切反清的以及一些反抗民族壓迫、反對封建專制的歷史文獻和其他書籍，企圖消滅漢族人民的反清思想和反封建精神。結果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乾隆四十七年(1782)的八年間，被銷毀、抽毀和橫遭篡改的圖書不計其數。但是也必須指出，這種浩大的圖書集中的工作對我國文化的發展也有着一定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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