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嘉時期，考據發展成為一種專門的學問。乾嘉學派在文禁森嚴的條件下，逐漸放棄了顧炎武等的治學精神，走上了為考據而考據的道路。以惠棟為代表的吳派學風是「博學」、「好古」；以戴震為代表的皖派學風是「實事求是」、「無徵不信」。他們考據的目的是為了通經，由於他們只是依據漢儒的意見，特別是以許慎、鄭玄諸家之說作尺度，所以他們所說的「實事求是」和我們今天所說的尋求客觀規律是很不相同的。雖然他們在整理古代學術文化方面有較大的貢獻，但是他們冥心追古，脫離現實，淹沒于煩瑣考證之中，歸根到底是為封建統治者粉飾承平。其中皖派的代表人物戴震，同情人民的疾苦，對政治比較關心，在他的《孟子字義疏證》裡，表現了他的進步的哲學思想和政治思想。提出了「通情」、「致用」兩種主張，以反對程朱理學的觀點。他說「酷吏以法殺人，後儒以理殺人，浸浸乎舍法而論理，死矣，更無可救矣!……後儒冥心求理，其繩以理，嚴於商、韓之法，故學成而民情不知，天下自此多迂儒。及其責民也，民莫能辨，彼方自以為理得，而天下受其害者眾也」(《戴東原集·與某書》)。然而，戴震在思想方面影響不大，仍是以訓詁大師聞名于世。初期考據學者標榜漢學，以與淵源宋代的程朱理學立異，後來更多調和漢宋之論。他們已進一步總結前人在學術、文學上的成就，為當時封建統治階級服務。在這種風氣影響之下，文學創作中的復古主義傾向更為嚴重，只有長篇小說取得了高度的藝術成就。

清中葉的詩歌領域中，王士禎的「神韻」說的影響仍然很大。主張「溫柔惇厚」的沈德潛，更是典型的台閣體詩人；稍後，翁方綱的「肌理」說，表現了考據學對詩歌的影響。只有袁枚的反對復古、主張性靈的理論，繼承了明末公安派的傳統而有所發展，他的「性靈」說不像公安派那樣玄虛抽象，而是從實際出發，在當時比較有進步意義。鄭燮的詩歌不僅能突破復古主義的束縛，而且寫出了一些同情人民疾苦的詩篇。桐城派方苞、劉大櫆、姚鼐等的古言理論和創作，一直影響到清末的文壇。由於學者多讀古書，多記古事，這時還出現了駢文「復興」的局面，這和桐城派古文是一個對立的文派，汪中在這方面取得較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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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雜劇、傳奇方面，由於作者的脫離現實、脫離人民，片面追求格律和詞采，他們的作品就只能成為文人案頭之物。只有蔣士銓、楊潮觀成績比較可觀。代之而起的是富有生命力的地方戲。從明代發展起來的彈詞、鼓詞在這時普遍流行，作品數量很多。其中有些著名的作品，如《義妖傳》表現了反封建、追求愛情的精神；《再生緣》歌頌了婦女的才智，成功地塑造了孟麗君的形象；《天雨花》描寫了明末朝政的混亂和閹黨的專權。在彈詞中成就比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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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說中出現了標誌中國古典小說現實主義高峰的《紅樓夢》，它以賈寶玉、林黛玉、薛寶釵之間的戀愛、婚姻悲劇為中心，寫出了以賈府為代表的四大家族的由盛而衰，揭示了封建制度必然滅亡的歷史趨勢。《儒林外史》對科舉制度的罪惡作了深刻揭露和辛辣的嘲諷，表現了一定的民主傾向。到了嘉慶、道光時期，小說領域內的反動思想和考據勢力的影響也日益嚴重，《鏡花緣》雖然表現了一定的民主思想，對封建社會進行了一定的批判，但也反映了這種惡劣風氣。詩文、詞曲更加衰落，一直到1840年鴉片戰爭前後，由於社會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才出現了新的情況。

第一章　清初詩文詞

第一節　顧炎武等愛國作家的詩文

清朝入關以後，實行殘酷的封建統治和民族壓迫，引起了全國人民風起雲湧的反抗，各地抗清的武裝鬥爭一直延續了四十年。除明朝的殘餘勢力還在竭力抵抗外，江南一帶士大夫的抗清運動前僕後繼，壯烈犧牲，表現了崇高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堅強不屈的民族氣節。還有很多明末的遺民雖未參加武裝鬥爭，卻始終堅持不合作態度，不赴考試，不受官職，寧甘老死於山林岩穴之下。他們中間有不少著名的詩人或文人，都親身經歷過巨大的世變，因而在作品中常常反映了那時代的民族鬥爭，充分表現了不忘故國的思想感情。當然，這些愛國遺民的思想立場主要還是封建主義的，他們抗清的言論或行動基本上是從忠於明王朝出發的。他們不但不和農民軍合作，反而詆毀他們，所以沒有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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