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敬梓(1701-1754)字敏軒，一字文木，安徽全椒縣人，他出身的那個大官僚地主家庭，在明清之際有過五十年光景的「家門鼎盛」時期(註：見《文木山房集·移家賦》。)。曾祖吳國對是順治年間的探花。「一時名公巨卿多出其門」(方嶟《文木山房集序》)，祖輩也多顯達。但到了他父親吳霖起，家道開始衰微。吳霖起是康熙年間拔貢，做過江蘇贛榆縣教諭。為人方正恬淡，不慕名利，對吳敬梓的思想有一定影響。吳敬梓年幼聰穎，才識過人，少時曾隨父宦遊大江南北。二十三歲時，父親去世。他不善治生，又慷慨好施，揮霍無度，被族人看作敗家子。三十三歲遷居南京，家境已很困難，但仍愛好賓客交遊，「四方文酒之士，推為盟主」(金和《儒林外史跋》)。在這種「失計辭鄉土，論文樂友朋」的生活中，使他有可能從程廷祚、樊聖謨等朋友中，接觸到清初進步的哲學思想(註：程廷祚是清代進步的思想家，顏李學派的首領之一李塨的傳人。)。吳敬梓早年也熟中科舉，曾考取秀才，但後來由於科舉的不得意，同時在和那批官僚、紳士、名流、清客的長期周旋中，也逐漸看透了他們卑污的靈魂，特別是由富到貧的生活變化，使他飽嘗了世態炎涼，對現實有比較清醒的認識，從而厭棄功名富貴，而以「一事差堪喜，侯門未曳裾」(《春興》)自慰，並提出「如何父師訓，專儲制舉才」的疑問(王又曾《書吳征君敏軒先生文木山房詩集後》注，見《丁辛老屋集》卷十二)。三十六歲時，安徽巡撫趙國麟薦舉他應博學鴻詞考試，他以病辭，從此也不再應科舉考試。

此後，吳敬梓的生計更為艱難，靠賣書和朋友的接濟過活。在冬夜無火禦寒時，往往邀朋友繞城堞數十里而歸，謂之「暖足」。在經歷了這段艱苦生活之後，他一面更加鄙視那形形色色名場中的人物，一面嚮往儒家的禮治，在他四十歲時，為了倡捐修復泰伯祠，甚至賣掉最後一點財產——全椒老屋。吳敬梓懷着憤世嫉俗心情創作的《儒林外史》大約完成於五十歲以前(註：程晉芳《懷人詩》(作於1748-1750年)中說：「外史紀儒林，刻畫何工妍，吾為斯人悲，竟以稗說傳!」據此可知書大概成於1750年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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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梓晚年愛好治經，著有《詩說》七卷(已佚)。五十一歲時，乾隆南巡，別人夾道拜迎，他卻「企腳高臥向栩床」，表示了一種鄙薄的態度。五十四歲時，在揚州結束了他窮愁潦倒的一生。作品還有《文木山房集》十二卷，今存四卷。

第二節　儒林外史的思想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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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敬梓生活在清政權已趨穩固的時代，隨着王朝在軍事政治上的步步取得成功，它的文化統制的毒害也愈來愈深。文士們醉心舉業，八股文之外，百不經意。吳敬梓十分憎惡當時土子的熱中科名，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社會風氣，把希望寄於落拓不得意的文士和自食其力的勞動人民。懷着這種心情，他寫出了這部卓絶的諷刺小說《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共五十五回，現存最早的臥閒草堂刻本，共五十六回，末回乃後人偽作(見金和《儒林外史跋》)。書中人物，大都有當時真人真事做影子，為避免清代統治階級的迫害，作者故意把故事背景說成明代。閒齋老人的《儒林外史序》說：

其書以功名富貴為一篇之骨。有心艷功名富貴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貴而驕人傲人者；有假托無意功名富貴，自以為高，被人看破恥笑者；終乃以辭卻功名富貴，品地最上一層為中流砥柱。

這段話說明了小說的主題。作品正是以反對科舉和功名富貴為中心並旁及當時官僚制度、人倫關係以至整個社會風尚的。

作者在楔子中塑造了元末詩人王冕的形象來「敷陳大義」，「隱括全文」，並作為自己理想的楷模和臧否人物的標準。王冕出身田家，天文地理經史上的大學問無不精通；而又安於貧賤，以賣畫為生，不與權貴相與。作者通過他的嘴，抨擊了科舉制度，「這個法卻定的不好，將來讀書人既有此一條榮身之路，把那文行出處都看輕了」。在作者看來，文士們只有像王冕那樣講求「文行出處」，才能免于「功名富貴」的牢籠，堪稱「品地最上一層」。這在當時是具有一定的批判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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