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枚的思想是比較自由解放的。他對當時統治學術思想界的漢、宋學派都有所不滿，而特別反對漢學考據。認為「宋學有弊，漢學更有弊；宋偏于形而上者，故心性之說近元(玄)虛；漢偏于形而下者，故箋注之說多附會」(《小倉山房文集》卷十八《答惠定宇書》)。他還認為六經「多可疑」，「未必其言之皆當也」，「亦未必其言之皆醇也」(《答定宇第二書》)。這對當時埋頭故紙、支離破碎的漢學家，實在是當頭棒喝。他主張詩寫「性情」，他說「詩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隨園詩話》卷三)。又說，「作詩不可以無我」(同上卷七)。這就是說，作詩要有真性情，要有個性。在袁枚看來，「性情」是詩的根本，一切題材內容、音韻格律、語言風格等等，都是「有定而無定，恰到好處」即妙。他宣稱對於古今人詩，對於各個流派、各種風格的詩，「無所不愛」，「無所偏嗜」，主要在看它們有無表現性情。因此，他反對模唐仿宋、大談格律、以書卷考據作詩的擬古主義和形式主義詩風。他更不喜愛一切迭韻、和韻、用僻韻、用古人韻等等來束縛性靈，以文字為遊戲。袁枚論詩顯然和鄭燮一樣，深受明末「公安派」的影響，但他的立論比之「公安派」要具體、系統得多。對於清初以來的著名詩派和「神韻派」、「格調派」等等，他並不一筆抹殺，而能有所分析，指出其優劣得失，對當時的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詩風，確乎起了很大的衝擊作用。但他離開具體的社會生活，把「性情」抽象化，終於不免陷入「詩如天生花卉，春蘭秋菊，各有一時之秀，不容人為軒輊；音律風趣，能動人心目者，即為佳詩：無所為第一、第二也」(同上卷三)的另一種形式主義結論。

袁枚的詩創作，確能如他自己所說，直抒「性情」，即寫自己的生活感受，比之那些模擬格調或以考據文字為詩的作品，別具一種清新靈巧的風格。「半天涼月色，一笛酒人心」(《夜過借園見主人坐月下吹笛》)；「雨來蟬小歇，風到柳先知」(《起早》)；「十里煙籠村店小，一枝風壓酒鎮偏」；「綠影自遮南北路，春痕分護短長橋」(《春柳》)：這些詩句，意境明晰，自有韻味，而又不像「神韻派」那樣朦朧隱約，不着實際。袁枚的佳作大抵就是這類近體詩。根本缺點在於缺乏現實社會內容，所作不出家居生活或旅行紀事的範圍，所謂「行藏交際，具有于斯」詩在袁枚手裡，只是一種運用自如的消遣，一種剔透玲瓏的「盛世」的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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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袁枚齊名的詩人有趙翼(1727-1814)，字雲松，號甌北，江蘇陽湖人)和蔣士銓(1725-1784，字心餘，江西鉛山人)。他們的論詩主張，基本和袁枚的相近。趙翼議論較多，也有不少獨到的風解。他是個史學家，特彆強調詩的發展、進化的觀點，認為「詩文隨世運，無日不趨新」(《論詩》)；「詩從觸處生，新者輒成故」(《佳句》)。因此他認為後來的詩總比前代的新，先後相承，各有「真本領」，「未可以榮古虐今之見輕為訾議也」(《甌北詩話》卷十)。「李杜詩篇萬口傳，至今已覺不新鮮；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論詩》)。「詞客爭新角短長，迭開風氣遞登場；自身已有初中晚，安得千秋尚漢唐」(《論詩》)!這些見解，對盲目崇古的詩壇偏見，是非常有力的衝擊。只是他所強調的新或新意，雖與「世運」聯繫，但依然未着實際，主要指的是形式、語言等等表現技巧的翻新，因而不可能離開形式主義道路。趙翼的詩，也有打破束縛、衝口而出的特點，但議論太多，語句亦覺沉重板滯。蔣士銓作詩甚多，題材亦相當廣泛，《京師樂府詞》寫下層社會風習見聞，以及一些留心民瘼的作品，具有一定認識意義。他以七言古體擅長，刻畫景物，具有氣勢蓬勃、形象生動的特點。但他的創作成就和影響也都不如袁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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