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方綱(1733-1818)，字正三，號覃溪，大興人。論詩主「肌理」說。認為「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實際」(《復初齋文集·延輝閣集序》)；「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志言集序》)。這實在是為當時考據文士以故紙材料入詩尋找理論根據。他說：「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同上)。他把思想意義(義理)與組織結構(文理)、學問材料(肌理)統一起來，可見作詩重要的事，不在高舉神韻，或死守格調，或空談性情；而在讀書，有學問，有方法。他「詩宗江西派，出入山谷、誠齋」，是與他的詩論精神一致的。到嘉慶中，他成為詩壇的一位領袖人物，代表考據學派統治下產生的一個詩派，並影響到近代宋詩運動。

後一輩的著名詩人，有江蘇武進的黃景仁(1749-1783)；四川遂寧的張問陶(1764-1814‧)。景仁字仲則，出身貧苦，一生不得志。他的《觀潮行》、《竹君先生偕宴太白樓醉中作歌》、《圈虎行》、《都門秋思》等，都系傳誦一時的名作。他懷抱不平，但缺乏力量，表現了哀怨婉麗的獨特風格。「我自欲歌歌不得，好尋騶卒話生平」；「全家都在秋風裡，九月衣裳未剪裁」。他就這樣忍受着抑鬱和貧苦的折磨。黃景仁詩所以傳誦一時，在於一定程度透露了「盛世」士大夫的苦悶。它的根本缺點，仍在於缺乏廣闊的現實社會內容，不能深入揭露社會矛盾。張問陶字仲冶，號船山，他是「性靈派」詩人，詩風和袁枚相近。他的名作《戊午二月九日出棧宿寶鷄縣題壁十八首》，寫白蓮教起義，雖然本能地誣之為「盜賊」，但他描寫見聞，不僅流露了同情人民、厭惡官軍的感情，客觀上也揭露了「盛世」的虛偽和深刻的社會矛盾，是有一定的歷史意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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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嘉詩人，表現要擺脫上述主要詩派影響的，先後有黎簡、舒位、王曇、彭兆蓀等。

黎簡(1747-‧)，，字簡民，號二樵，廣東順德人。他是嶺南的一個著名的詩人和畫家。自稱「簡也于為詩，刻意軋新響」(《答同學問仆詩》)。詩中有畫是他的詩最大的特點。「七二峰倒江水，俯見峰尖插天底；一舟天上棹海松，回合三萬寒虯龍」：這是詩，也是畫記。他刻意創新，言人所不能言，確乎開闢了自己的道路，但仍只是一條缺乏廣闊的社會內容的小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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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位(1765-1815)字立人，號鐵雲，河北大興人。出身于官僚文士的家庭，中乾隆五十三年舉人，後來「九上春官，座不得遇」。舒位以為「人無根柢學問必不能為詩，若無真性情即能為詩亦不工」(陳裴之《舒君行狀》)。他讀書極博，又奔波四方，接觸現實社會生活也頗為廣闊。「讀萬卷書，未能破之；行萬里路，僅得過之；積三十年，存二千首」(《瓶水齋詩集·自序》)：這就是舒位詩的實際。他的詩以七古為尤勝，如《張公石》、《斷牆》、《老樹圖》、《破被篇》等都很有名。它的特點，在能衝破束縛，得心應手，揮灑自如。這裡且看他的《杭州關紀事》：

杭州關吏如乞兒，昔聞斯語今見之。果然我船來泊時，開箱倒篋靡不為。與吏言，呼吏坐，所欲吾背從，幸勿太瑣瑣。吏言「君果然，青銅白銀無不可」；又言「君不然，青山白水應笑我」。我轉向吏白：……身行萬里半天下，不記東西與南北。問我何所有‧笛一枝，劍一口，帖十三行詩萬首，爾之仇敵我之友。我聞榷酒稅，不聞搜詩囊；又聞報船料，不聞開客箱；請將班超所投筆，寫具陸賈歸時裝。……

這一首詩描寫了杭州關吏開箱倒篋、搜索青銅白銀、形同盜賊的戲劇場面。微婉曲折地揭露了清王朝的現實政治社會的黑暗腐朽面貌，表現了詩人的現實主義精神和浪漫主義色彩。全詩以三四言至五六言、七九言雜用，使口語的自然音節與詩的韻律節奏結合得相當自然，藝術上也達到成熟的境地。龔自珍以「鬱怒橫逸」概括舒位詩，主要是指這種自由奔放、衝破藩籬的創造精神。雖然他的詩思想還不夠深刻，但已表現了乾嘉之際詩風的轉變，是有其不可忽視的積極意義的。

王曇(1761-1817)，一名良士，字仲瞿，浙江秀水人。他是個舉人，與舒位齊名，成就不如舒位。他的「好遊俠，兼通兵家言，善弓矢，上馬如飛，慷慨悲歌，不可一世」的狂放作風，與舒位「內行醇備，庶幾庸德之君子」的風貌不同。因此，他被目為狂人，終身潦倒，也甚于舒位。王曇詩以《住谷城之明日謹以鬥酒牛膏琵琶三十二弦致祭于西楚霸王之墓》律詩三首為最著名。茲錄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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