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東餘子老王郎，來抱琵琶哭大王。如我文章遭鬼擊，嗟渠身手竟天亡。誰刪本紀翻遷史，誤讀兵書負項梁。留部瓠蘆漢書在，英雄成敗太淒涼!

同情項羽，抒發不平，「哭大王」實所以自哭，應該說，這種狂放的詩風對衝擊封建束縛和腐朽詩壇是有積極的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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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兆蓀(1769-1821)，字湘涵，號甘亭，江蘇鎮洋人。他只是個秀才，一生不得志，晚年好讀佛書，「自放於異氏」。他認為作詩必須「先想我肺腑，乃入人肝胸」，又說：「立言必根情，選字必擷芳」。因此他反對模擬，不滿意乾嘉以來的一些主要詩派：「厭談風格分唐宋，亦薄空疏語性靈。」他早年曾隨父到山西、河南等地，父死以後，多在外謀生，接觸過較廣的社會生活，對現實政治社會的腐朽面貌也有一定的認識。他的《擬新樂府六首》、《田家》等反映現實的詩篇，藝術上雖無特殊成就，但畢竟是可貴的。如《輸租樂》：

輸租樂，農人不樂士人樂；二頃不須田負郭，卻向太倉充鼠雀。……某乙租庸移某甲，勢與縣吏相傾壓。長吏無如何，逋布纍纍多。公私各有利，遑復相譙訶!獨不見農夫擔負官倉口，顆粒何能角升鬥‧多寡一任量人手。遺秉滯穗皆入官，鳩形婦子吞聲還!

——《擬新樂府六首》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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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露官、紳互相勾結、殘酷地剝削農民的事實，反映了尖鋭的階級矛盾，是有深刻的現實意義的。可惜他的發掘還不夠深，也不夠廣，他的衝破傳統的束縛的努力也是比較微弱的。

乾嘉時代，在擬古主義與形式主義的詩風統治之下，黎簡、舒位、王曇、彭兆蓀等詩人雖然一般地說成就不大，但他們的獨辟蹊徑的努力是值得肯定的。他們代表着詩壇風尚的轉變，是龔自珍的先驅。

第二節　桐城派古文及其他

「桐城派」古文是清中葉最著名的一個散文流派。主要作家有方苞、劉大櫆、姚鼐，他們都是安徽桐城人，「桐城派」即因此得名。

「桐城派」古文的基本理論，是從方苞(1668-1749)開始建立的。苞字鳳九，號靈皋，又號望溪。他繼承歸有光的「唐宋派」古文傳統，提出「義法」的主張：「義即易之所謂『言有物』也，法即易之所謂『言有序』也，義也為經，而法緯之，然後為成體之文」(《望溪先生文集·又書貨殖傳後》)。「義法」是方苞論文的唯一標準。他所謂「義」，指文章的中心思想，實際是從維護封建統治的儒家思想出發的基本觀點。他所謂「法」，指的是表達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的形式技巧，包括結構條理，運用材料、語言等等。從這方面看，他是概括了向來古文家在章法、用語上的一些成就的。如章法上，他主張「明天體要，而所載之事不雜」(《書蕭相國世家後》)；在用語上，他主張「古文中不可入語錄中語，魏晉六朝人藻麗俳語，漢賦中板重字法，詩歌中雋語，《南北史》中俳巧語」(見《沈蓮芳書方望溪先生傳後》引)：這就是他所追求的「雅潔」。這樣，雖不免洗滌過甚，陳規戒律過多，但還是便于學者掌握古文的寫作方法的。

劉大櫆(1698-1780)，字耕南，一字才甫，號海峰。他補充了方苞的理論，以為「義理、書卷、經濟者」，是「行文之實」，是「匠人(文人)之材料」，而「神、氣、音節者」，是「匠人之能事」(《論文偶記》)。到了姚鼐(1731-1815，字姬傳，號惜抱)，既欲合「義理」、「考據」、「文章」為一，又以為「神、理、氣、味者，文之精也，格、律、聲、色者，文之粗也」(《古文辭類纂序》)：顯然又是劉大櫆理論之補充。「桐城派」的古文理論是與清中葉的統治思想適應的。他們強調「義」或「義理」，強調義理和文章的統一，特彆強調文章的一套形式技巧，是要使傳統古文更有效地為封建統治服務。

在寫作實踐上，「桐城派」古文有自己的特點。他們選取事例和運用語言，只期闡明立意(義的具體化)即中心思想或基本觀點所在，不重羅列材料，堆砌文字。他們的文章風貌一般簡潔平淡，而鮮明生動不足。特別由於求「雅」，語言避忌太多，雖覺妥當自然，終乏活氣。他們也有一些較為可取的作品，如方苞的《獄中雜記》、《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記》等。

「桐城派」古文在當時是孤立的，它受到漢學家和駢文家的共同排斥，錢大昕直謂方苞「未喻乎古文之義法」，「所得者，古文之糟粕，非古文之神理」；並同意「王若霖言，靈皋以古文為時文，卻以時文為古文」(《與友人書》)。後來李兆洛也「謂義充則法自具，不當歧而二之」(《答高雨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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