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7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7，共298。
荷蘭人在明朝時被葡萄牙人排斥在廣州之外，隨着l644年清朝的建立，荷蘭人對貿易的期望又恢復了。1656年，荷蘭從爪哇派出了兩名使者4前往北京。兩人接受朝貢使臣的身分，向順治皇帝行叩拜之禮，並將禮物當作貢品呈上。清廷允准荷蘭人每八年經廣州前來朝貢一次，貢使規模限定為四艘船和100人，其中的20人獲准前去北京。
荷蘭統治台灣始於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結束了。是年，一直以廈門為基地進擊中國沿海地區的大明遺臣國姓爺突襲台灣島，趕走了荷蘭人。在1683年平定台灣之後，清廷恩准荷蘭人到廣東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貢一次。
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人充滿擴張的野心，他們自然不甘在香料貿易競賽中落後。1600年，英國女王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的特許狀給「從事東印度貿易的倫敦郡長及商人」
這一小幫人便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發起者。隨後，一支五艘船的艦隊在蘭開斯特(James Lancaster)和戴維斯(John Davis)的率領下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這標志著英國在東方的商業帝國之開端。在此後的歲月裡，東印度公司迅速在關鍵的貿易站點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館」的機構。
由於英國人在東印度與荷蘭人有利益衝突，而在澳門又有葡萄牙人與他們作對，因此他們便將注意力集中到了印度。
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區分地叫做「佛郎機」(法蘭克人)一樣，中國人稱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是「紅毛」。因此，荷蘭人在公海上干下的劫掠勾當就引起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憤慨。此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指望長時間地壟斷廣州貿易，也千方百計詆毀英國人。這樣，中國人從一開始就對英國人有了一個極壞的印象。
在平定台灣以後，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個地方開設了海關：廣州售漳州(在福建)、寧波和雲台山(在江蘇）。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因地近南海而最為繁榮，1699年在此地開設了一間英國商館。
法國在東方建立其利益的試圖受到了內部傾軋的困擾。1604年，國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IV)向法蘭西印度公司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與東印度進行壟斷貿易的特許狀。該公司無所作為，且不久又出現了一個與之競爭的組織
主要僱用荷蘭人操辦其船隊。到1719年時，所有的東方貿易都給予了一間叫「印度公司」的新機構。
1728年，該機構在廣東設立了一間商館，但在整個十八世紀裡，法國的貿易始終是無足輕重。
總的來說，在華外國商人大多是些這逐盈利的冒險家和一些沒什麼文化的粗人，他們的表現很不體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舉止，加強了中國人把外國人看作是化外蠻夷的觀念。中國雖然不歡迎他們，但仍然容忍下來，主要是想利用他們來作為皇帝以德懷遠的一個標誌。自高自大而又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拒不承認對外來產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幾小塊地方的外國商人，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沒有起到什麼建設性的作用。影響較大的反而是那些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
1.2傳教活動隨着發現通向東方的新航路，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
自宗教改革以來一直萎靡不振
的成員也尋求到海外去傳播信仰。由羅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尤其熱衷于向東方傳播福音，這種熱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會自然會產生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引進天主教後，也懷着讓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夢想前來中國，但于l552年死在令他充滿希望的國度之大門口。擁有民法博士頭銜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職于教皇保羅四世(Pope Pau IV)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為所有在東印度(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耶穌會傳教團的佈道長。
1574年，他率領41名耶穌會士離開里斯本，1577年抵達了澳門。范禮安是一位資質超群、才華卓越的人，他規定了一套在中國活動的新規矩。他不再像當時傳教活動習慣做的那樣，把基督教當作一種外來宗教，強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來服飾，相反，他認為基督教應像酵母般循序漸進地進入中國，並從內部來改造中國。「歐洲至上主義」應讓位於文化的接納。
在華耶穌會士受命學習讀、寫、說漢語，以便讓自己「漢化」而非讓皈依者「葡萄牙化」。5兩位意大利籍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被遣為先行者，去執行這一政策和繼續沙勿略的未竟之業。
羅明堅和利瑪竇于1583年定居到廣東肇慶。為準備開展有效的傳道工作，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採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6他們首要的目的不是爭取信徒，而是為基督教(Christian)爭取一個在中國社會中被接受的地位。他們不去強求使每年受洗人數翻幾番之類含糊不確的統計性成就，而是致力於通過廣泛的情感接觸來傳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觀念。
憑藉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學識，以及在天文、算術、地理和其它科學領域的造詣，他們結交了一些較為開明的中國士大夫。中國人對諸如鐘錶和天文儀之類的歐式機械、透視繪畫技巧及歐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瑪竇得悉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於是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但不經意地把美洲畫在了左面、歐洲在中間而亞洲在右面。這是一個失誤，因為它挑戰了中國乃中央之國的觀念。
自然地，這幅地圖沒有馬上贏得認同。幸運的是，這個錯誤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瑪竇知道地球是圓的
而非像中國人仍堅信的是方的
荷蘭統治台灣始於1642年，但在1662年突然結束了。是年，一直以廈門為基地進擊中國沿海地區的大明遺臣國姓爺突襲台灣島，趕走了荷蘭人。在1683年平定台灣之後，清廷恩准荷蘭人到廣東和福建行商及每五年朝貢一次。
伊莉莎白時代的英國人充滿擴張的野心，他們自然不甘在香料貿易競賽中落後。1600年，英國女王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的特許狀給「從事東印度貿易的倫敦郡長及商人」
這一小幫人便是英國東印度公司的發起者。隨後，一支五艘船的艦隊在蘭開斯特(James Lancaster)和戴維斯(John Davis)的率領下前往蘇門答臘和爪哇，這標志著英國在東方的商業帝國之開端。在此後的歲月裡，東印度公司迅速在關鍵的貿易站點建立了一些叫做「商館」的機構。
正如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被不加區分地叫做「佛郎機」(法蘭克人)一樣，中國人稱英國人和荷蘭人都是「紅毛」。因此，荷蘭人在公海上干下的劫掠勾當就引起中國人對英國人的憤慨。此外，在澳門的葡萄牙人指望長時間地壟斷廣州貿易，也千方百計詆毀英國人。這樣，中國人從一開始就對英國人有了一個極壞的印象。
在平定台灣以後，康熙解除了海禁；1685年在四個地方開設了海關：廣州售漳州(在福建)、寧波和雲台山(在江蘇）。在這幾個口岸中，廣州因地近南海而最為繁榮，1699年在此地開設了一間英國商館。
法國在東方建立其利益的試圖受到了內部傾軋的困擾。1604年，國王亨利四世(King Henri IV)向法蘭西印度公司頒發了一份為期十五年與東印度進行壟斷貿易的特許狀。該公司無所作為，且不久又出現了一個與之競爭的組織
1728年，該機構在廣東設立了一間商館，但在整個十八世紀裡，法國的貿易始終是無足輕重。
總的來說，在華外國商人大多是些這逐盈利的冒險家和一些沒什麼文化的粗人，他們的表現很不體面，尤其是粗暴而放肆的舉止，加強了中國人把外國人看作是化外蠻夷的觀念。中國雖然不歡迎他們，但仍然容忍下來，主要是想利用他們來作為皇帝以德懷遠的一個標誌。自高自大而又自給自足的中國人，拒不承認對外來產品的需求；被圈禁在沿海幾小塊地方的外國商人，對中國的國家和社會沒有起到什麼建設性的作用。影響較大的反而是那些傳教士，尤其是耶穌會士。
1.2傳教活動隨着發現通向東方的新航路，天主教會(Catholic Church)
自宗教改革以來一直萎靡不振
的成員也尋求到海外去傳播信仰。由羅耀拉(St．Ignatius of Loyola)在1540年創立的耶穌會(Society of Jesus)，尤其熱衷于向東方傳播福音，這種熱情是一所新建的修道會自然會產生的。沙勿略(St．Francis Xavier)先到日本引進天主教後，也懷着讓中國人皈依天主教的夢想前來中國，但于l552年死在令他充滿希望的國度之大門口。擁有民法博士頭銜的意大利籍耶穌會士范禮安(Alessandro Valignano)，曾供職于教皇保羅四世(Pope Pau IV)的教廷，1573年被委任為所有在東印度(包括中國和日本在內)的耶穌會傳教團的佈道長。
1574年，他率領41名耶穌會士離開里斯本，1577年抵達了澳門。范禮安是一位資質超群、才華卓越的人，他規定了一套在中國活動的新規矩。他不再像當時傳教活動習慣做的那樣，把基督教當作一種外來宗教，強迫皈依者取基督教的名字和穿戴外來服飾，相反，他認為基督教應像酵母般循序漸進地進入中國，並從內部來改造中國。「歐洲至上主義」應讓位於文化的接納。
在華耶穌會士受命學習讀、寫、說漢語，以便讓自己「漢化」而非讓皈依者「葡萄牙化」。5兩位意大利籍教士羅明堅(Michele Ruggieri )和利瑪竇( Matteo Ricci)被遣為先行者，去執行這一政策和繼續沙勿略的未竟之業。
羅明堅和利瑪竇于1583年定居到廣東肇慶。為準備開展有效的傳道工作，他們改穿中式服裝、學習漢語、採用中國式的行為舉止、研究儒家的道德信條。6他們首要的目的不是爭取信徒，而是為基督教(Christian)爭取一個在中國社會中被接受的地位。他們不去強求使每年受洗人數翻幾番之類含糊不確的統計性成就，而是致力於通過廣泛的情感接觸來傳播基督教的理想和觀念。
憑藉對漢語和中國文化的學識，以及在天文、算術、地理和其它科學領域的造詣，他們結交了一些較為開明的中國士大夫。中國人對諸如鐘錶和天文儀之類的歐式機械、透視繪畫技巧及歐式雕塑，印象深刻。利瑪竇得悉中國人不知道宇宙構造，於是繪製了一幅世界地圖，但不經意地把美洲畫在了左面、歐洲在中間而亞洲在右面。這是一個失誤，因為它挑戰了中國乃中央之國的觀念。
自然地，這幅地圖沒有馬上贏得認同。幸運的是，這個錯誤是很容易改正的：利瑪竇知道地球是圓的
而非像中國人仍堅信的是方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