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29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29，共298。
方濟各會(Franciscan)和多明我會(Dominican)等一些「歐洲至上主義」修道會把非基督教文化看作是邪惡的產物，把對這些文化的容忍看作是對基督教原則的背叛。這些修道會的傳教士抨擊耶穌會士損害了羅馬天主教信念的完整性，並誤導了在中國的基督徒。方濟各會和多明我會的僧侶不願對中國人的敏感情緒或當地環境作讓步，而是試圖將在歐洲和西班牙屬地內得到遵守的所有教會法律和習俗，連同信仰原則一起加諸信徒身上。
1634年，多明我會士迪亞斯(Francisco Dias)和方濟各會士迪奧斯(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抵達了中國，三年後他們會合了另一位方濟各會士亞歷山大(Gaspar Alexda)。他們對所見所聞大為吃驚：掛在北京耶穌會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畫像上人物都穿著鞋；這座教堂本身還供奉着兩個「聖壇」，一為基督壇，一為皇帝壇。他們斥責耶穌會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畫像，並將異教皇帝提升到與救世主平起平坐的位置。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人對光腳人物有什麼樣的感受，也不費心去瞭解這座教堂是皇帝賞賜給利瑪竇的一件禮物，而為表示耶穌會士對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擺了一塊寫着「皇帝萬歲」字樣的木質匾額。
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抨擊耶穌會士的罪狀有：(1)不恰當地使用基督教術語；(2)容忍中國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這類受質疑的儀式；(3)拒絶斥黜孔子；(4)沒有公佈教會法律，也不宣揚基督受難之事蹟。
用漢語表達基督教思想的問題是爭吵的一個主要焦點。利瑪竇選擇漢語中一些最相近的詞彙來表達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譯西方的術語。例如，拉丁詞「gratia」就不是音譯成「格拉基亞」，而是翻譯成「天恩」或「聖恩」。他把漢語中「天」的概念等同於基督教中「God」，的概念；這樣，「天主」或「上帝」就等於「God」或「Lord」，「天使」等於「angel」，而「靈魂」就等於「sou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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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禮俗問題的爭論則更為尖鋭，利瑪竇和耶穌會士認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禮俗是表達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許在屋子裡擺放一塊寫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圍擺一些鮮花、香燭和香爐。他們認為，中國人並不假設他們的祖先附身在這些牌位上；並承認祭祖禮俗只不過是一種表達個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禮節行為而已，其中沒有什麼迷信的成分。同樣，利瑪竇認為焚香也只是一種不帶宗教含義的社會習俗。其它修道會的許多傳教士認為，在祖宗牌位和新亡者靈柩前磕頭是一種崇拜舉動，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穌會士則將之解釋為一種尊重禮儀和表示禮貌的標誌，旨在勸慰悲痛者並顯示哀傷，沒有什麼宗教意義。
他們覺得兒女向父母磕頭或臣子向皇帝磕頭的舉動，不含任何宗教或瀆神的東西；耶穌會士自己在接受御賜賞品或聽宣聖旨時也行磕頭禮。他們也容忍為表達對孔子這位萬世師表的習慣性尊敬，在授予「秀才」頭銜時舉行簡潔的祭孔儀式。但是，耶穌會士也劃了一條不得踰越的界限：中國的天主教信徒不得參加鄭重其事的祭孔典禮，因為在這種場合會舉行牲祭儀式。舉行隆重祭奠家族祖先的儀式是可以的，但須有條件，即不得燒化紙錢，不得向死者禱告或祈求，也不得表達死者的靈魂會因攝取供品而受益一類的意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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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之所以形成這些決議，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士子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禮規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組成部分。禁絶禮俗將使他們不可能成為基督徒，並將導致和平滲透的策略失靈，基督教將不會成為在中國社會內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會與中國的生活方式相敵對。於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穌會士所規定的條件下履行禮俗。
然而，禮俗問題並未歸於沉寂，而且繼續困擾着歐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並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些最主要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也參與到爭論之中，圍繞這個論題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還有一百來部書沒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變教會的立場，取締禮俗，禁止用「天」或「上帝」來表示「God」，而贊同使用「天主」一詞。
1715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發佈了Exllla Die教令，重申反禮俗立場，警告違令者將被革除教籍。該教令使「皇帝
教皇」關係更加緊張。為避免進一步的糾纏，康熙決定，所有傳教士，除那些科學家和匠師如宮廷曆法師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國。儘管這道上諭並未嚴格履行，傳教士的地位還是變得越來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時則更是進一步惡化。
這位新君不喜歡耶穌會士，因為他們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爭奪皇位。他宣稱：「中國自有中國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無需在中國傳播，恰如中國教法無由流傳于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執行要嚴格得多。
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再次申令反禮俗立場，在華傳教士被置於雖然不是無法生存但也是極端困難的境地，他們的工作和影響跌落到一個低潮。隨着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在華天主教的那種感人的精神便煙消雲散了。
1.4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從晚明時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約500名耶穌會士來華，其中有80人對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大炮鑄造法、曆法、繪圖、算術、天文、代數、幾何、地理、藝術、建築和音樂。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將中華文明介紹到了歐洲。這是近代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接觸，為中國提供了使其自身現代化的機會。
1634年，多明我會士迪亞斯(Francisco Dias)和方濟各會士迪奧斯(Francisco de la Madre de Dios)抵達了中國，三年後他們會合了另一位方濟各會士亞歷山大(Gaspar Alexda)。他們對所見所聞大為吃驚：掛在北京耶穌會教堂的「基督和十二使徒」畫像上人物都穿著鞋；這座教堂本身還供奉着兩個「聖壇」，一為基督壇，一為皇帝壇。他們斥責耶穌會士歪曲了基督和使徒的畫像，並將異教皇帝提升到與救世主平起平坐的位置。他們根本不知道中國人對光腳人物有什麼樣的感受，也不費心去瞭解這座教堂是皇帝賞賜給利瑪竇的一件禮物，而為表示耶穌會士對皇帝的感恩，在桌上擺了一塊寫着「皇帝萬歲」字樣的木質匾額。
方濟各會士和多明我會士抨擊耶穌會士的罪狀有：(1)不恰當地使用基督教術語；(2)容忍中國人祭奠祖宗、新亡者和孔子這類受質疑的儀式；(3)拒絶斥黜孔子；(4)沒有公佈教會法律，也不宣揚基督受難之事蹟。
用漢語表達基督教思想的問題是爭吵的一個主要焦點。利瑪竇選擇漢語中一些最相近的詞彙來表達基督教的概念，而不是音譯西方的術語。例如，拉丁詞「gratia」就不是音譯成「格拉基亞」，而是翻譯成「天恩」或「聖恩」。他把漢語中「天」的概念等同於基督教中「God」，的概念；這樣，「天主」或「上帝」就等於「God」或「Lord」，「天使」等於「angel」，而「靈魂」就等於「soul」。
有關禮俗問題的爭論則更為尖鋭，利瑪竇和耶穌會士認為在祖宗牌位前所行的禮俗是表達崇敬和尊重的方式，所以允許在屋子裡擺放一塊寫着家族祖先姓名的牌位，周圍擺一些鮮花、香燭和香爐。他們認為，中國人並不假設他們的祖先附身在這些牌位上；並承認祭祖禮俗只不過是一種表達個人之尊敬和孝道的禮節行為而已，其中沒有什麼迷信的成分。同樣，利瑪竇認為焚香也只是一種不帶宗教含義的社會習俗。其它修道會的許多傳教士認為，在祖宗牌位和新亡者靈柩前磕頭是一種崇拜舉動，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享用，而耶穌會士則將之解釋為一種尊重禮儀和表示禮貌的標誌，旨在勸慰悲痛者並顯示哀傷，沒有什麼宗教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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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穌會士之所以形成這些決議，是因為他們相信，中國士子階層中的大部分人把遵守禮規看作是恪守臣道的組成部分。禁絶禮俗將使他們不可能成為基督徒，並將導致和平滲透的策略失靈，基督教將不會成為在中國社會內部默默起作用的酵母，反而會與中國的生活方式相敵對。於是，1656年的教皇敕令允准在耶穌會士所規定的條件下履行禮俗。
然而，禮俗問題並未歸於沉寂，而且繼續困擾着歐洲的思想界和宗教界，並成為一個熱門話題。一些最主要的神學家和哲學家也參與到爭論之中，圍繞這個論題出版了262部著作，另外還有一百來部書沒有出版。1704年，教皇改變教會的立場，取締禮俗，禁止用「天」或「上帝」來表示「God」，而贊同使用「天主」一詞。
1715年，教皇克萊門特十一世(Pope Clement XI)發佈了Exllla Die教令，重申反禮俗立場，警告違令者將被革除教籍。該教令使「皇帝
教皇」關係更加緊張。為避免進一步的糾纏，康熙決定，所有傳教士，除那些科學家和匠師如宮廷曆法師等以外，一律遣送回國。儘管這道上諭並未嚴格履行，傳教士的地位還是變得越來越不妙了，而到了雍正朝時則更是進一步惡化。
這位新君不喜歡耶穌會士，因為他們曾支援康熙的第九子同他爭奪皇位。他宣稱：「中國自有中國之道，西洋亦有西洋之教法。西洋教法無需在中國傳播，恰如中國教法無由流傳于西洋一般。」在雍正帝治下，天主教禁令的執行要嚴格得多。
1742年，教皇本尼狄克十四世(Pope Benedict XIV)再次申令反禮俗立場，在華傳教士被置於雖然不是無法生存但也是極端困難的境地，他們的工作和影響跌落到一個低潮。隨着1773年耶穌會的解散，在華天主教的那種感人的精神便煙消雲散了。
1.4西方科學技術的引進從晚明時期到清朝中期，共有約500名耶穌會士來華，其中有80人對文化交流作出了重大貢獻。中國人從他們那裡學到了大炮鑄造法、曆法、繪圖、算術、天文、代數、幾何、地理、藝術、建築和音樂。與此同時，耶穌會士也將中華文明介紹到了歐洲。這是近代時期中國與西方的第一次接觸，為中國提供了使其自身現代化的機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