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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30


作者:中科院
頁數:30 / 298
類別:中國現代史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30,共298。
以下所列是耶穌會士對科學技術的一些重要貢獻:
1.鑄造大炮。中國人從荷蘭人那裡第一次知道了大炮,馬上給它起名為「紅夷炮」。中國人過于傲慢,以致不願採用這種洋武器,結果在1592-1597年間日本侵略朝鮮之役中吃了虧,其時日本侵略者使用了大炮。稍後,受滿洲人勢力崛起的威脅,明廷收起了驕傲,于1622年聘請在澳門的耶穌會士為明軍鑄造火炮。
禁止天主教的活動就迫不得已地自然鬆弛了。1642年,湯若望受邀前來鑄炮,並向負責造炮的中國官員教習技術。他造了二十門試用炮,甚得皇帝的稱讚,受命再造五百門。湯若望還寫了一本關於火炮鑄造和操作及炮彈、開礦和火箭等方面的書。
在他的指導下,徐光啟、李之藻等輩中國人掌握了鑄炮的技術。


  
2.曆法。除了火炮外,耶穌會士還帶給了中國有關天文和曆法的新知識。中國有兩部並用的曆書:一為劉基以元歷為基礎修訂的大統歷,二為回曆,利瑪竇指出這兩部曆書的內容不精確及過時。利瑪竇的幾個同道也都精通曆法術。
1629年,經徐光啟推薦,朝廷委任耶穌會士龍華民(Longobardo)和鄧玉函(Terrenz)就職于「歷署」。當1630年春鄧玉函死後,湯若望被任命為他的繼承人,他的表現比鄧氏更為優秀。
傳教士們製作天文儀器,並指導中國官員翻譯天文圖表和對數表。1643年發生日食時,他們的計算被證明比那些官方曆法師的計算精確得多,朝廷於是同意接受耶穌會士的曆書;但在廷臣中暗地裡頗有反對之意。


  
當清朝取代明朝時,新王朝的第一位皇帝順治委命湯若望為宮廷曆法師,「歷署」併入了「欽天監」。佔據這些官職的耶穌會士獲賜予俸祿和官邸,而湯若望則如前文提及的那樣在好幾年中獲得了皇帝的寵信和尊敬。然而,當他向康熙皇帝呈上一部二百年的曆書時,卻倒了大霉。一位排外的曆法師楊光先彈劾湯若望的曆書隱射國朝只能持續二百年;楊光先以此口實為契機,指責湯若望在歷算中犯有錯誤及向民眾宣揚謬論。
在康熙幼年時專權的鱉拜宣佈湯若望的行為「殊為不妥」,並于1664年後期將他投入了天牢;只是由於皇太后的干預,湯若望才保住了性命。楊光先此時當上了欽天監監正,舊的曆法恢復了使用,但不久後他便在計算日食時出了一次大錯。16655月,湯若望被放出監獄,但他已老態龍鍾,身患風癱,一年後就去世了。在1669年楊光先倒台後,欽天監監正一職給了南懷仁,從此以後以至一直到1838年,該職位都是由洋人佔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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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地理勘測和繪製地圖。1708-1715年間,康熙授權資助法國籍耶穌會士白晉(Joachin Bouvet)領一幫傳教士對帝國作了一次地理勘測。依據他們收集的資料,1716年繪製出一套包含中國各省的詳細地圖。康熙自豪地賜該套地圖名目《皇輿全覽圖》,此乃第一套標有經緯度的中國地圖。
4.其它活動。耶穌會士還引進了其它一些西學學科。利馬竇和徐光啟翻譯了歐幾里得(Euclid)的《幾何原本》,利瑪寶和李之藻也翻譯了一本數學著作。羅雅谷(Rho)和徐光啟翻譯了阿基米德(Archimede)的平面幾何和球面三角學論着;艾儒略(Aleni)撰寫了有關幾何、球面三角學和地理學的著作;鄧玉函寫了人類生理學論着;徐日昇撰寫了音樂著作;湯若望著述了光學和望遠鏡原理。
亞里士多德(Aristoteles)哲學和透視繪畫法也介紹了進來。
由於同樣的原因,傳教士們也將漢學傳回了歐洲。繼利瑪竇翻譯了「孔子四書」的意大利文譯本後,又由郭納爵(Ignatius de Costa)、殷鐸澤(Prosper Intorcenta)和柏應理(Philippus Couplet)翻譯了一個拉丁文譯本,于1687年在巴黎出版。1682年,柏應理向教皇呈獻了耶穌會士翻譯的四百多部中國典籍譯本。歐洲第一次領略了中國文化的博大精深,一些大學者和大思想家如斯賓諾莎(spinoza)、萊布尼茨(Leibniz)、歌德(Goethe)、伏爾泰(Voltaire)和亞當.斯密(AdamSmich)等人成為中華文明的崇拜者。
17在啟蒙運動時代,中國人對生活的理性態度和它完全與教會分離的世俗政府,贏得了伏爾泰、霍爾巴哈(Holbach)和狄德羅(Diderot)的讚譽。在藝術方面,洛可可(Rococo)運動把歐洲從路易十四時代矯揉造作的巴洛克(Baroque)藝術形式中解放出來,某種程度上也是受中國影響。意大利人、荷蘭人和德意志人仿造了中國式的瓷器。法國出產的中式錦緞成為時髦珍品。
帶有石橋、假山和金魚的中國園林大受仰慕,肯特公爵(Duke 0f Kent)的克佐(Kew)植物園就特別因其優雅的中國風格而聞名遐邇。
1.5中國喪失了現代化的機會儘管耶穌會士帶來了這些西方文明的樣本,但他們並不是推動中國進行現代化的催化劑。傳教士只是代表了西學的一縷微弱之光,在一小部分較進步的中國士大夫中中間隱約閃亮,卻從未照射到其它地方,他們充其量只是給几乎不可變更的中華文明,帶來了一陣微微的顫抖而已。中國的士大夫總體上對自己的文化遺產自負非凡,以致不承認需要吸收外來學識。
此外,帶來這種科學技術新知識的耶穌會士,本質上是一些宗教人士而非科學家。除了幾十個非常有天賦的人以外,大多數傳教士作為文化傳導者其能力是有限的。與其說他們代表了歐洲文明的寬廣前沿,還不如說他們只介紹了西方科學中少數一些恰好吸引中國人注意力的分支。即便是這種片面的介紹,也在十八世紀中隨着傳教運動被抑制而受到阻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