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行事的方式好像是一位國王的使節，然而他的頭街只是商務監督而已。他不知道中國人並沒有請一位英國官員來廣州，而只要求一個大班，即一個商人頭目前來。中國人無法理解，律勞卑為什麼不像此前的貨頭委員會主席那樣行事；也不明白新大班律勞卑怎麼敢藐視現存的章程而要求與總督平等交往。在律勞卑一方，他準備勤武的打算與給他的訓令相悖，訓令要求採取和解的方式；他想在中圍一舉成名的勃勃雄心，促使他採取了排斥任何妥協可能的行動。
惠靈頓公爵貼切地將律勞卑的慘敗歸因于「他一開始即使用他職位上並未賦予的權力，並企圖以絶大的權威(英國國力)來強迫廣州中國當局接受一種前所未有的交往方式。而中國人對此權威的性質及力量，一無所知。」12 3.風暴前夕的平靜
德庇時接任了商務監督之職，並且採取一種沉默政策。作為東印度公司的一名長期僱員及該公司駐廣州貨頭委員會的末任主席，他對自由貿易運動毫無同情之心。私商們立即對他進行譏諷和抨擊，稱「一個從前的貿易壟斷‘學校’培養出來的人......絶對不能勝任做自由商人的代表和總管」。在1834年年底以前，約有85名商人籲請倫敦派一名外交官率戰艦和士兵前來中國，要求獲取律勞卑所受侮辱的賠償。
德庇時在任僅一百天後便迫于壓力而辭了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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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治臣爵士于1835年1月成為新任監督，作為一名東印度公司的人員，他從未有精明強幹之名，甚至稱不上聰明。為避免卷入與中國人的糾紛，他在1835年11月25日將他的官署移到了停泊于伶仃島的「路易莎號」(Louisa)船上。他那套「不要晃動船舨」的政策，令廣州的官憲滿意，所以貿易趨于正常、不受干擾、繁榮順暢。英國商人對於羅治臣的無所作為不是很讚賞，於是產生了把他攆走的壓力。
在律勞卑手下擔任船務總管，後又在德庇時手下擔任第三監督的義律成了取代他的當然人選。
義律是一位馬德拉斯(Madras)總督之子，他不滿律勞卑不作妥協、自命不凡的姿態，也不讚成羅治臣膽怯溫順、死氣沉沉的政策。他相信，一項融信心力量及謹慎和解于一體，而又能巧妙說服廣州當局相信英國無意給中國惹麻煩、且無領土野心的中間政策將被接受。他曾私下將觀點呈送外交部，外交部對此印象深刻，於是在1836年6月任命他為在華商務總監督。他受命爭取與中方大吏達成直接平等的官方交往關係，以及向中國官員致函時避免使用有辱國體的「稟」貼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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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義律在向兩廣總督鄧廷楨呈達第一份信函時，仍審慎地採用了稟貼的形式，目的是樹立一種良好的印象，並顯示英國的「寬宏大度」。中國人覺得他的行文遣辭恭順對路，便允許他前來廣州。
義律在獲得立腳點後，進一步爭取與廣州當局直接平等地打交道，而且取得了部分的成功。總督允許他通過行商而非公行收發密封文書，並可在任何時候從澳門前赴廣州處理公務，只要他事先通報一下澳門的同儕即可。義律得意洋洋地向倫敦報稱，這些安排使他處于一種與此前任何在華外國人都不一樣的地位。然而，他企圖廢除稟貼形式的努力卻沒有成功；他為這一挫折辯白說，與自己官階相等的中國官員在致函總督時也採用稟貼的形式。
義律在到職之初就得悉，中國方面有一些人試圖使鴉片貿易合法化，這個想法源自廣州著名書院「學海堂」的一幫學究，他們一方面對禁菸法令的形同虛設深感悲哀，另一方面又對白銀的外流深惡痛絶。1836年5月17日，曾與學海堂過從甚密、現任太常寺少卿的許乃濟大膽向朝廷建議，鴉片進口對照藥材一樣征課正規關稅，並只准以貨易貨方式進行交易，以免白銀外流；又應准許國內種植鴉片，以減輕對外來進口的需求。他對老百姓吸食鴉片不太在意，但他主張應嚴禁官員士子兵丁吸食。兩廣總督鄧廷楨對該書院的觀點也頗為讚許，且支持弛禁主張。
外國商人總體上對這種可能性感到興奮，只有少數一些主要的鴉片走私商例外，如查頓，他冷淡地承認：「就我們所關注的利益而言，我不認為這個計劃有什麼好處。」弛禁的前景促使洋商加大了鴉片的進口。
與此同時，兩份激烈反對弛禁的奏摺上呈到皇帝那裡。第一份奏摺 13強調，禁止鴉片的不力決不應成為弛禁的口實。法令猶如堤壩，不能僅因其部分毀壞即全然廢置。雖有嚴禁之法，但娼、賭、逆、盜諸事固然是不會絶跡的。
第二份奏摺 14稱弛禁將令禁止民間吸食鴉片成為不可能之事，建議應將販賣之奸民、說合之行商、包買之窯口、護送之蟹艇、賄縱之兵役嚴密查拿，盡法懲治。這位上摺人點了九個鴉片洋商的姓名
查頓、英尼斯(Innes)、顛地等人
並要求將其拘拿。儘管皇帝自己沒有明確的主張，但在這兩份奏摺的促動下，否決了弛鴉片之禁的主意。1836年9月19日，皇帝諭令兩廣總督鄧廷楨剿滅鴉片，並規劃一長期的控制方案。
從1836年5月持續到同年9月的弛禁舉動立時停止了，那些預計會實施弛禁的洋商突然發覺自己囤聚了過剩的鴉片出不了手，這些鴉片是他們在這段期間從印度運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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