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這些都預示了失敗。林則徐深信，倫敦不會在鴉片貿易這樣邪惡墮落且臭名昭著的事件上支持英國商人，但他卻不理解，沒有這種非法交易，英國人就無法在不承受巨額逆差的狀況下進行正常貿易；他也不知道，擴張主義的維多利亞女王政府非常熱中于維護它的海外利益。中國人對其敵人一方的一些錯誤觀念令人瞠目又滑稽可笑；林則徐相信，英國人沒有茶葉和大黃就活不下去，且認為英國士兵的雙腿因打了繃帶而不能伸展。
一位御史提出，只要擊中他們的腳就能致其死命，而耆英則報稱這些夷人在夜裡視力極差!
回顧歷史，鴉片顯然只是戰爭的直接原因而非根本原因。由於中西方對國際關係、貿易和司法管轄的觀念大相逕庭，即使沒有鴉片，雙方之間的衝突也照樣會爆發。比鴉片問題遠為深刻的是幾個概念的衝突：中國自稱天下宗主的角色與西方國家主權的觀念之間的不相容；中國的朝貢關係體制與西方的外交往來體制之間的衝突；以及中園農業的自給自足與英國工業的擴張之間的對抗。確實，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與中國人對商業的鄙視態度是無法共存的。
由工業革命產生的力量與通過變化獲得的進步思想，推動了西方向海外擴張，沒有什麼東西能阻止這股潮流。不幸的是，滿清宮廷與中國的士大夫對這些事實一無所知，因此，中國與西方碰撞時便顯得極其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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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戰爭觸發了一些具有深遠影響的爆炸性事態。在政治上，割讓香港使英國獲得了一個在中國做進一步擴張的立足點；開放五個口岸使外國尤其是英國的影響，擴展到中國的整個東部沿海地區；而損失前述之三種國家主權(核定關稅、治外法權、最惠國待遇)，則使中國淪為一個半殖民地國家。在軍事上，允許外國軍艦停泊于五個口岸(此項讓步後來又擴展到長江沿岸的其它開放口岸)，使外國戰船得以自由且合法地航行于中國的內陸水道，無情地將中國的腹地暴露在外來列強面前。在經濟上，核定關稅率剝奪了中國的保護性關稅，使大量洋貨湧入，將中國的手工工業壓擠到破產的境地，引起了社會動盪和叛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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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社會上，持續的非法交易加劇了鴉片問題，而外國貿易在五個口岸的增長，造就了一個新的商業家階級，這個階級有時被貶稱為「買辦」階級，而且逐漸對社會發揮日益重大的作用。在外交上，中國與西方海權國家建立了官方關係，從而邁出了加入國際社會之漫長歷程的第一步。
但鴉片戰爭並沒有促使中國人驚醒，中國人也沒有意識到自己的落後。林則徐在他有機會對抗敵人之前就被撤職一事，導致許多人認為戰爭的失敗只是一樁歷史的偶然事件。他們拒不承認中國在軍事上的劣勢和在政治上的衰退，這樣他們便讓自己繼續沉睡了二十年。
只有少數一些特別警覺的人認識到需要瞭解西方，林則徐的同僚、「今文學派」的傑出學者魏源，在1844年編撰了著名的《海國圖志》，此書經1847年和1852年的修訂和擴充而成一百卷的巨着；另外，福建巡撫徐繼畲在1850年編撰了一部關於世界地理的重要著作，名為《瀛環志略》。這樣，對西方的研究可說是踏出了一小步，至于全面研究西方的事情，則有待于西方國家對這個「天朝帝國」再猛敲幾下之後才能出現。第九章 第二次條約安排
鴉片戰爭之後，耆英以中國與西方第一批條約的簽訂人身分脫穎而出，成為中國對外關係中最豐富多采、最有生氣和最成功的人。他與高級同僚伊里布綏靖了英國人，使王朝避過了外夷的災難性進攻，從而享有了最知曉夷務的曖昧名聲。北京的朝廷逐漸尊重和依靠他們來應付夷人。1842年10月17日，伊里布被委任為欽差大臣兼廣州將軍，耆英則補授權勢顯赫的兩江總督肥缺。
耆英被安置在南京而非派往廣州一事表明，朝廷需要一個像他那樣有經驗的人來負責開放口岸、規劃通商章程，並全面監督在江蘇、浙江和福建的中西關係。1843年3月4日伊里布死後，耆英的地位得到了進一步加強。是年4月6日，他被授予令人羡慕的欽差大臣頭街，並以此身分全面接掌在廣州之中國對外關係的重任。他在1848年退休以前，實際上是中國的「外交大臣」。
1.耆英的新外交
渴望權勢和職位的耆英實際上是自己設法博取了欽差大臣的官街，他極力向朝廷誇大英國人信任他作談判者，並暗示有一些事務只有他才能同英國人擺平。確實，耆英發展了一套處理對外事務的新方法，這套方法經常顯得相當有效：那就是親善及個人外交的政策。他千方百計地讓外國代表相信他的真誠、可靠和合作。1843年6月，在被委任為欽差大臣後不久，耆英請求乘一艘英國炮艇前往香港訪問，並與當地的英國人觥籌交錯、親昵應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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