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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56


作者:中科院
頁數:56 / 298
類別:中國現代史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56,共298。
鎮江的失陷令督撫大員大為焦急,他們這時請求皇帝同意和談,繼續抗戰顯然是徒勞無益的;此外,清廷也絶對不能再在漢人面前丟臉,以免漢人被鼓動起來造反。滿族廣州將軍耆英被委命為欽差大臣,會同乍浦副都統、前任欽差大臣伊里布受朝廷之命開始和談。璞鼎查拒絶在耆英出示他的「全權委命狀」之前開始談判,他于89日佈置戰艦作進攻南京之勢。17日,耆英和伊里布原則上接受了和平條件,然後經過幾天時間確定細節及翻譯成中文,《南京條約》正本於1842829日在「康華麗號」(Conmallis)軍艦上簽訂;條約共有十三款,要旨如下:
1.賠款2,100萬洋銀銀元:1,200萬為軍費賠償,600萬為所銷鴉片之賠款,300萬為償還行商拖欠洋商之債款。 2.廢除公行之壟斷貿易制度。 3.開放廣州、廈門、福州、寧波和上海五個口岸,供英國領事、商人及其家眷通商並居住。4.割讓香港。
(條約的中文本委婉地宣稱,因英國商船遠路跋涉來華,往往有損壞須修補者,自應給予一處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故大皇帝恩准給予一個地方云云。)5.兩國官方平等交往。 6.核定關稅,不久後確定。
這項條約是戰勝者在炮口下強加給戰敗者的,它沒有歐美國際協定中通常有的仔細審議。最諷刺的是,作為這場戰爭之直接起因的鴉片竟然隻字未提


  
雙方都謹慎地避免提及鴉片之未來地位問題。中國皇帝在915日痛苦地批准了這項條約,維多利亞女王則在18421228日批准了該約。
18431O月8日簽訂了《五口通商附黏善後條款》(又稱《虎門條約》),該條款確定了進口關稅率在貨值的4%到13%之間,平均為5%;出口稅在1.5%到10.75%之間。26該約還允許英國領事審判他們自己的臣民(即治外法權);允許英國軍艦停泊于五個通商口岸,以保護貿易並管束水手;給予英國最惠國待遇,據此,以後其它國家在中國得到任何權益,英國都可以同樣享有。


  
繼英國人之後,美國人和法國人接踵而至,而且要求得到同樣的條約。不消說,中國人在遭受鴉片戰爭之敗後急於避免新的衝突,他們推論,拒絶這些要求將迫使美國人和法國人尋求在英國保護下開展貿易,那樣的話中國人將分辨不出誰是哪國人,因為他們的外表都很相像,且都說著一樣聽不懂的語言。除了這一考慮之外,中國人還擔心,(如果拒絶美法的要求)法國人和美國人將為那些通商特權去感激英國人而不感激中國人。中國人覺得,獲取美國與法國的善意,將會在日後保護中國免遭這三國串通一氣之害,或許還能得它們之助抵禦進一步的外來侵犯。
此外,各國洋人之間奪取利潤的爭鬥可能會導致他們自相衝突,那將非常有利於中國推行「以夷制夷」的傳統政策。由於中國對外貿易的潛力有限,故究竟是讓英國人獨占全部的利潤還是讓其它國家的人來分一杯羹並無所謂。答應美國人和法國人的要求,將可讓他們去瓜分英國的利潤而無害于中國本身,因為英國人曾揚言過,他們「無意為英國臣民獲取任何壟斷性的貿易特權,而應使這些權利平等地擴及其它任何國家的臣民」,故中國人覺得,沒有任何理由不讓法國和美國分享一部分英國之勞苦果實。鑒於這些理由,中國決定同意美國和法國的簽約要求。
184473日,顧盛(Caleb Cushing)代表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拉萼尼(Theodore de Lagrene)代表法國于18441024日簽訂了《黃埔條約》。中美條約明確規定了禁止鴉片貿易、美國獲得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美國有權在五口開設教堂和醫院、十二年裡進行修約。中法條約的條款中附加了一項自由傳播天主教的規定。27
在這些條約中,有三項規定對中國的危害最大
核定關稅、治外法權和最惠國待遇。中國人同意這些條款部分是出於權宜之計,部分是由於不懂國際法和國家主權概念。中國人爽快地接受了英國人提出的值百抽五之核定關稅,最簡單的原因是,這個稅率比現有的帝國稅率還高,現有關稅平均只有值百抽二到值百抽四,儘管非正規的雜費很高。中國人沒有意識到,他們同意一項核定稅率便妨礙了日後施行保護性關稅。
簽署治外法權條款則是出於以下權宜的想法,即這些說不同的語言並有着奇怪習俗的夷人應該獲准管理自己
以顯示中國的寬宏大量,並減輕管轄他們的任務。28同意最惠國待遇條款的理由是,皇帝對遠來之人一視同仁,更實際的考慮則已在前一段作了探討。
英國、美國和法國相互支持與中國簽訂的這些條約,構成了一個條約體系的開端,這個體系將經以後的一些協定得到進一步的補充和擴展。由於這些條約並不是由相互平等對待談判達成,而是在一場戰爭後強加給中國,也由於這些條約侵犯了中國的主權,因此一直被稱為「不平等條約」,並使中國淪為半殖民地的地位。鴉片戰爭開創了中國人民受屈辱的一個世紀。
就清王朝的衰敗和英國在工業革命後獲得的新力量來看,戰爭的結果是不可避免的。但在戰爭的進行中,皇帝在抵抗與妥協、開戰與求和之間游移不定,對倫敦承擔海外利益義務的錯誤估計以及缺乏敵方的準確情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