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58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58，共298。
當耆英在香港再次見到璞鼎查時，他「以一個老朋友的熱情和真誠擁抱璞鼎查，來顯示自己感染到璞鼎查款待的情誼。」1耆英對載他前來的英國炮艇和該艇船長讚不絕口，並且參觀了英國軍隊司令的旗艦，出席了各種宴會，做出誇張的親善姿態，又與英國人猜拳拇戰，向每個人祝福健康，以及對璞鼎查曲意示好。21.1與璞鼎查的交情耆英的親善和個人外交政策普遍運用到外國代表身上，但以他與璞鼎查的交往中表現得最為突出。耆英得悉這個英國夷目年俸達1萬元，因此猜測此人在本國一定是個要員，兼且他在中國擁有獨斷專行之權力，在他回國後或許也將在高層機構中發揮重大影響，與這樣一個人培養友誼和信任不光光是一種權宜之策，而是一種必不可少的方針。
耆英抓住一切機會來發展與璞鼎查的親密關係，當他看到一張璞鼎查全家的畫像時，耆英大加誇獎璞鼎查的公子，並表示很想收其為養子，因為他自己尚無子嗣。隨後他又提出要用自己妻子的畫像交換璞鼎查夫人的畫像
這對滿洲人而言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或許是他當時發現洋人尊重婦女，促使了他提出這樣的請求。璞鼎查不想冒犯耆英，便成全了他的兩個意願，其兒子更名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在建立這種家庭關係後，兩人互換禮物，耆英送了一隻金手鐲給璞鼎查，而璞鼎查則回贈了一柄英國寶劍和一條腰帶給耆英。
耆英甚至說在三、四年內回京後，將向皇上建議邀請名聞遐邇的璞鼎查從英國來華，接受欽賜雙眼花翎頂戴的殊榮!在兩人以後的通信中，這位滿洲外交家稱這位英國夷目為「摯友」.3
1.21844年奏摺耆英的安撫、親善和個人外交之政策，旨在消除洋人的疑慮、博取他們的信任，並促使他們在心理上處于一種感到有欠於他的狀態。雖然這種政策有時確實減少了緊張的摩擦，但它不能改變這些洋人的基本目標。從耆英在1843年掌權到他1848年退休期間，這種方略大為盛行，成功地維持了中國對外關係中的相當平靜和秩序。然而，在一些排外的保守派官員眼裡，這樣一種政策是對從前的敵人搖尾乞憐。
反對氣氛迫使耆英在1844年11月上呈的一份奏摺中為自己的行動辯護。他聲稱要讓外番夷人服從中華教化禮儀而招致麻煩，這是不必要的。他們不諳悉這些美好的習俗。相反，應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誠信應付他們，以便獲取他們的信任並避免衝突：
前後三年之間，夷情變幻多端，非出一致，其所以撫靖覊縻之法，亦不得不移步換形。固在格之以誠，尤須馭之以術，有可使由不可使知者，有示以不疑方可消其反側者，有加以款接方可生其欣感者，並有付之包荒不必深與計較方能於事有濟者。緣夷人生長外番，其于天朝制度多不諳悉，而又往往強作解事，難以理曉......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婦女出見......奴才侷促不安，而彼乃深為榮幸。此寶西洋各國風俗，不能律以中國之禮，倘驟加呵斥，無從破其愚蒙，適以為其猜嫌......
此等化外之人，于稱謂體裁，昧然莫覺，若執公文之格式，與之權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無從領悟，亦且立見齷齪，實于撫綏要務甚無裨益，與其爭虛名而無實效，不若略小節而就大謀。4
耆英的手段對璞鼎查很管用，璞鼎查逐漸對自己有能力在中國結交朋友相當自豪。璞鼎查不是商人，因而無須考慮利潤問題，他得以對中英關係持比較客觀甚至寬大的態度。他察覺到外國人中有一種侵犯中國人權益的傾向，其方式在其它國家是不可容忍的，於是他向倫敦宣稱他將採取「斷然的措施」，勒令英國臣民遵守條約；此外他還告誡說，在華英國官員應防範欺負中國人的傾向，以免中國人對英國的公正和節制喪失信心。英國外交部贊同這一觀點，要求殖民部、海軍部和印度事務部相應地訓令他們的在華部員。
這樣，由於耆英的親善政策和璞鼎查的節制意識，中英關係出現了一段相當和諧的時期。
這種形勢在1844年年中璞鼎查被德庇時取代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德庇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舊僱員，曾在律勞卑手下擔任第二監督。德庇時懷有英
印殖民者典型的對東方人的傲慢態度，他輕蔑地聲稱中國人「沒有能力領悟最強大者一方對信義的恪守」，而且覺得耆英的外交「令人討厭」且「頗為幼稚」，因此他對耆英所做的一切一概不作回應，以致耆英在1846年終於放棄了爭取與他交往。5
1.3「廣州入城問題」戰後時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權利問題。在五個口岸中，除廣州外，其它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國人開放通商、居住和駐設領事；上海在1843年11月開放、寧波在同年12月開放、福州和廈門在1844年6月開放。但是，廣州的居民卻頑強地拒絶讓英國人人城，而只是同意他們居住在原來的商館區。居民爭辯說，雖然條約列明開放廣州，但卻沒有明確寫明洋人可住到城裡。
條約的確沒有明文規定這一點，但其它四個開放口岸的居民都沒有反對英國人進入他們城牆以內的權利。事實上，在上海的洋人獲准進入該城後發現衛生條件和住宅條件並不理想，以致自動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廣州，英國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堅持入城的權利。當地民眾不想退讓，並把英國人入城看作是對他們城市的一種侮辱，於是，「廣州入城問題」便成為一個爭執的焦點。
耆英抓住一切機會來發展與璞鼎查的親密關係，當他看到一張璞鼎查全家的畫像時，耆英大加誇獎璞鼎查的公子，並表示很想收其為養子，因為他自己尚無子嗣。隨後他又提出要用自己妻子的畫像交換璞鼎查夫人的畫像
這對滿洲人而言是一個極不尋常的舉動，或許是他當時發現洋人尊重婦女，促使了他提出這樣的請求。璞鼎查不想冒犯耆英，便成全了他的兩個意願，其兒子更名為「弗雷德里克．耆英．璞鼎查」(Frederick Keying Pottinger)。在建立這種家庭關係後，兩人互換禮物，耆英送了一隻金手鐲給璞鼎查，而璞鼎查則回贈了一柄英國寶劍和一條腰帶給耆英。
耆英甚至說在三、四年內回京後，將向皇上建議邀請名聞遐邇的璞鼎查從英國來華，接受欽賜雙眼花翎頂戴的殊榮!在兩人以後的通信中，這位滿洲外交家稱這位英國夷目為「摯友」.3
反對氣氛迫使耆英在1844年11月上呈的一份奏摺中為自己的行動辯護。他聲稱要讓外番夷人服從中華教化禮儀而招致麻煩，這是不必要的。他們不諳悉這些美好的習俗。相反，應以小恩小惠及外表的誠信應付他們，以便獲取他們的信任並避免衝突：
且夷俗重女，每有尊客，必以婦女出見......奴才侷促不安，而彼乃深為榮幸。此寶西洋各國風俗，不能律以中國之禮，倘驟加呵斥，無從破其愚蒙，適以為其猜嫌......
此等化外之人，于稱謂體裁，昧然莫覺，若執公文之格式，與之權衡高下，即使舌敝唇焦，仍未免袖如充耳，不惟無從領悟，亦且立見齷齪，實于撫綏要務甚無裨益，與其爭虛名而無實效，不若略小節而就大謀。4
耆英的手段對璞鼎查很管用，璞鼎查逐漸對自己有能力在中國結交朋友相當自豪。璞鼎查不是商人，因而無須考慮利潤問題，他得以對中英關係持比較客觀甚至寬大的態度。他察覺到外國人中有一種侵犯中國人權益的傾向，其方式在其它國家是不可容忍的，於是他向倫敦宣稱他將採取「斷然的措施」，勒令英國臣民遵守條約；此外他還告誡說，在華英國官員應防範欺負中國人的傾向，以免中國人對英國的公正和節制喪失信心。英國外交部贊同這一觀點，要求殖民部、海軍部和印度事務部相應地訓令他們的在華部員。
這樣，由於耆英的親善政策和璞鼎查的節制意識，中英關係出現了一段相當和諧的時期。
這種形勢在1844年年中璞鼎查被德庇時取代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德庇時是東印度公司的一個舊僱員，曾在律勞卑手下擔任第二監督。德庇時懷有英
印殖民者典型的對東方人的傲慢態度，他輕蔑地聲稱中國人「沒有能力領悟最強大者一方對信義的恪守」，而且覺得耆英的外交「令人討厭」且「頗為幼稚」，因此他對耆英所做的一切一概不作回應，以致耆英在1846年終於放棄了爭取與他交往。5
1.3「廣州入城問題」戰後時期最棘手的事件，是英國人進入廣州城的權利問題。在五個口岸中，除廣州外，其它口岸全都按期向外國人開放通商、居住和駐設領事；上海在1843年11月開放、寧波在同年12月開放、福州和廈門在1844年6月開放。但是，廣州的居民卻頑強地拒絶讓英國人人城，而只是同意他們居住在原來的商館區。居民爭辯說，雖然條約列明開放廣州，但卻沒有明確寫明洋人可住到城裡。
條約的確沒有明文規定這一點，但其它四個開放口岸的居民都沒有反對英國人進入他們城牆以內的權利。事實上，在上海的洋人獲准進入該城後發現衛生條件和住宅條件並不理想，以致自動撤到城外建立了居住地。但在廣州，英國人越是遇到抵制便越是堅持入城的權利。當地民眾不想退讓，並把英國人入城看作是對他們城市的一種侮辱，於是，「廣州入城問題」便成為一個爭執的焦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