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廣州一向以與洋人衝突著稱：據稱在中古時期便發生過殺戮阿拉伯人的事件。在鴉片戰爭期間，廣州人比其它任何城市的人遭受了英國人更大的羞辱，廣州城是在1841年以「贖金」贖回的。在戰後時期，廣州遭受了一部分外貿生意被上海奪走的困厄，因為上海更靠近茶絲產地。廣州的茶葉出口額從1844年的6,900萬磅下降到1860年的2,700萬磅；而上海同期的出口額則從1,100萬磅上升到5,300萬磅。
廣州的生絲出口從1845年的6,787擔下降到1847年的l,200擔；同期上海的生絲出口則從6,433脂上漲到21,176擔。6廣州貿易的衰退損害了當地人的生計，於是他們將自己的不滿發泄到人數最多的洋商英國人身上。這種普遍的不滿得到了當地士紳的組織和領導，並配備了最初在鴉片戰爭時期由林則徐發給鄉勇的武器，於是便成為一股相當大的力量。
身為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的耆英，夾在英國人不斷加強的入城要求和廣州紳民頑固的抵制中間。耆英知道中國的條約義務，但當地民眾卻未必知道；1846年1月，他大膽宣佈開放廣州城。他這樣做的後果是使自己成為眾矢之的；無數的揭帖四圍流傳，抨擊他的安撫政策，並諷刺他向敵人諂媚奉承。暴民們上演了一場襲擊據說是親英的廣州知府的閙劇，火燒了他的衙門，使廣州城陷入一片混亂。
耆英在這種眾怒難犯的形勢下不得不修改了他的公告。幸運的是，英國政府並不想為「廣州入城問題」立即與中國發生衝突。1846年4月，德庇時和耆英達成了一項協定：英國人將推遲入城；中國則允諾不將舟山群島割讓給其它任何國家(以杜絶當時盛傳的法國之圖謀)作為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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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英國人退讓的鼓舞，廣州民眾變得比以往更加大膽，他們向外出的英國人投擲石塊和侮辱的事件屢有發生。1847年4月，德庇時進行報復；他率900名士兵乘三艘武裝汽船和一艘方帆雙桅船攻陷了虎門炮台，塞住了827門火炮的炮口並佔領了廣州的商館區。4月6日，耆英連忙與他談妥一項協定：清廷答應讓英國人在兩年之後入城，並懲處那些冒犯英國人的華人，以及給予英國商人和傳教士建造貨棧和教堂的權利。
由於向英國人妥協，耆英的公眾形象無可輓回地損壞了。他意識到「廣州人城問題」遲早會觸發一場他本人無力阻止的衝突，也知道他本人無力對付沿海地區日益加劇的海盜問題，於是他設法在事態變得不可收拾之前擺脫困境。他以年老體衰為由請求朝廷將他召回。他的請求被恩准了，1848年3月耆英返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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欽差大臣和兩廣總督的職務授給了一位仇視洋人的官員徐廣縉(約1786-1858年)，而廣東巡撫一職則授予了葉名琛(1807-1859年)。繼耆英被召回後，這兩人的任命標志著中國政府內部那股在戰敗後一直低落的排外勢力重新抬頭。徐廣縉和葉名琛在廠州通力合作，對洋人採取一種不作屈服的傲慢姿態，同時暗中鼓動民眾中的反洋情緒，鼓勵他們阻遏英國人的入城。襲擊和侮辱英國人及向英國人投擲石塊甚至殺戮的事件經常發生，中英關係急劇惡化。
2.廣州方面的強硬政策，1848-1856年
中國方面在廣州的人事變更與英國方面的人事變更同時發生。文翰爵士(Sir S．George Bonham，1803-1863年)替代德庇時出任香港總督、特命全權公使兼駐華商務監督。文翰是東印度公司一名船長的兒子，少年得志，二十多歲時便被任命為新加坡常駐參贊，1837年當上了威爾士太子島(Prince of Wales Island)、新加坡和馬六甲聯合殖民地總督。文翰粗通漢語，略知中國的風俗習慣，且頗有「務實」之聲望，故他在1848年被巴麥尊任命為香港總督。
文翰與欽差大臣徐廣縉于1848年4月29日第一次會晤。儘管文翰對會晤的禮儀感到滿意，卻發現徐廣縉「寡言少語」。6月7日，他致函徐廣縉，建議應作出初步安排，以兌現耆英
德庇時協議中允許英國人在1849年進入廣州城。徐廣縉答稱，鑒於地方輿情的強烈反對，「前督耆英(1847年)許其進城，必以二年為期，亦明知進城必不相安，姑為一時權宜之計」云云。
巴麥尊雖然不願放棄入城權，卻也懷疑進入一個敵對的城市究竟有多少實用價值，故他建議這項權利，可侷限為英國全權公使或領事在中國官員的陪同下入城對兩廣總督作公務拜會。實際上，他在1848年12月30日授權文翰可迴避爭端。
1849年4月1日，徐廣縉向文翰轉述皇帝的諭旨，稱皇帝不能置廣州人民自發一致之輿情而不顧。文翰在謁見欽差的所有努力都失敗後，于4月9日用信函通告中國當局，稱「所爭議之間題暫為擱置，但必須是懸而未決」。廣州人相信，他們可怕的大規模公眾示威(卷入了約10萬民眾和鄉勇)震懾了英國人，使其放棄了要求。當得意洋洋的徐廣縉和葉名琛上奏朝廷稱文翰已同意「嗣後不再議入城之事」時，大感欣慰的皇帝賞封徐廣縉子爵世襲，葉名琛男爵世襲，並嘉獎廣州民眾的忠君愛國之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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