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P 60
中國近代史-陸觀版
作者：中科院
第60，共298。
巴麥尊對中國的憤怒難以言表，他訓令文翰向北京送交了一封信，他在信中提醒中國的大員記住「前任的官員在1839年所犯的錯誤」，並警告說：「迄今為止，英國政府所表現出的忍耐並非出於軟弱感，而是出於自信強大實力的意識。英國政府深知，如果情勢需要，英國軍隊可以把整個廣州城毀得片瓦不留，使該城人民受到最大的懲罰。」朝廷輕蔑地處置這個警告，稱這樣一份桀驁無禮的信不配答覆，以免把這些蠻夷寵慣得更加目空一切。文翰隨後在1849年8月24日親自送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議照會，他在其中概述了與「廣州入城問題」相關的事件的全部過程，而且警告說：「兩國間將來無論發生任何對中國不利的事件，其過失都將落在中國政府方面。」7
1850年，固執的道光皇帝駕崩，20歲的兒子咸豐皇帝繼位，執行了一項更加不妥協的對外政策。一些主張撫夷的人如穆彰阿和耆英等被撤職、貶降或由一些鼓吹排夷的官員取代。一位仇洋的官員建議皇帝應將鴉片戰爭的英雄林則徐召回京師供職，以示對英國人的警告：「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但林則徐自1849年夏天起身體一直很糟，次年11月22日在赴廣西出任巡撫兼欽差大臣新職的途中去世。
當1852年徐廣縉被另遣去鎮壓太平軍(參見下章)時，更反洋、更頑固、更傲慢的葉名琛接任了徐廣縉的職位。葉名琛公開地藐視外夷，拒不答覆他們的信函或與他們會晤，並稱天朝大吏不應自貶身價接見外夷，而應迴避他們以維護國家尊嚴。法國公使始終無法獲得接見達十五個月之久。
然而，中國之態度趨于強硬並未引起英國人的反應，新的自由黨政府採取一種溫和的姿態，而文翰因獲准休假由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接任一事更加強了英國的溫和傾向。身材高大的包令是一位博學之士，而且是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曾任《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ister Review)的主編，做過邊沁(Jeremy Bentham)的私人秘書，也是維利爾斯(George Villiers)(日後的外交大臣克拉蘭敦勛爵「Lord Clarendon」)的摯友。包令發覺自己財政境況拮据，於是申請出任駐廣州領事一職。他在1849年獲得了任命，並隨後對他在廣州所見到的中華文明着了迷。
當他在1852年接替文翰出任商務監督兼全權代表時，他受格蘭維爾勛爵(Lord Granville)告誡不要與中國當局展開令人惱火的談判，並且在事先得到國內同意之前也不要使用武力。在他要求與葉名琛會晤的請求一如所料地碰了硬釘子之後，倫敦訓令他「不要提任何准許英國臣民進入廣州城之類的問題，就是你本人也不必企圖進入該城。」8
除了「廣州入城問題」以外，還有其它一些問題也使中西關係趨于緊張：外國人始終想將貿易從五個口岸擴展到全中國、在北京設立常駐使節以繞開頑固的廣州當局，以及由於戰後商品價格普遍下降而產生的降低關稅要求。這些問題匯合到一起，在外國人中間引發了一種要求修約的強烈衝動。根據1844年的中美和中法條約，應在十二年後即1856年進行修約。儘管1842年的《南京條約》沒有關於修約的條款，但英國人聲稱最惠國待遇使他們同樣有權利在十二年後即1854年進行修約。
基于共同的利益，美國和法國的公使支持英國的要求。1854年，三國公使建議討論修約問題；葉名琛斷然拒絶，稱全無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廣州說動葉名琛，也沒能在上海開始談判，遂於1854年10月北上尋求滿意的答覆。在大沽，他們沒有獲得直隷總督的接見(該員受朝廷之命不得親自接見夷人)，只得到了一個次等官員長蘆鹽政崇綸的接待。
兩位公使提出修訂稅率、在北京設使節、開放天津、獲得在內地購置地產之權、鴉片進口合法化、廢除內地厘金等要求；朝廷斥責這些要求毫無道理，責令公使返回廣州。
1856年，三國公使再次提出修約要求。朝廷告知可允許作一些合理的小變動，但重大條款不予考慮，以免萬年和約(《南京條約》)失去其意義。然而，在廣州的葉名琛頑固地拒絶談判，即使細小變通也不容許，堅稱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進一尺。美國特使伯駕(Peter Parker)不願退讓，於是獨自試圖前往北京。
在上海，中國人阻止了他繼續北上的努力。在這種狀況下，外國、尤其是英國逐漸不耐煩了，即使是那位生性平和的包令也被迫向倫敦報稱，需要用戰艦來擴展和改善英國與中國的關係。
3.亞羅戰爭
觸發英國發泄其憤怒的是1856年的「亞羅號」(Arrow)事件。「亞羅號」是一艘三桅帆船，裝備歐式船殻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它由一位居于香港的華人9所擁有，並已向英國香港皇家殖民地當局登記，以防備中國官府無力剿滅的沿海海盜。1856年1O月8日早晨8時到8時半之間，當「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停泊在廣州城外時，4名中國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該船，聲稱要搜尋一個臭名遠揚的海盜，據稱這名海盜就在船上。他們拘拿了12名華人船員，在混亂中，英國國旗被扯下。
1850年，固執的道光皇帝駕崩，20歲的兒子咸豐皇帝繼位，執行了一項更加不妥協的對外政策。一些主張撫夷的人如穆彰阿和耆英等被撤職、貶降或由一些鼓吹排夷的官員取代。一位仇洋的官員建議皇帝應將鴉片戰爭的英雄林則徐召回京師供職，以示對英國人的警告：「粵東夷務，林始之而徐終之；兩臣皆為英夷所敬畏。」但林則徐自1849年夏天起身體一直很糟，次年11月22日在赴廣西出任巡撫兼欽差大臣新職的途中去世。
當1852年徐廣縉被另遣去鎮壓太平軍(參見下章)時，更反洋、更頑固、更傲慢的葉名琛接任了徐廣縉的職位。葉名琛公開地藐視外夷，拒不答覆他們的信函或與他們會晤，並稱天朝大吏不應自貶身價接見外夷，而應迴避他們以維護國家尊嚴。法國公使始終無法獲得接見達十五個月之久。
然而，中國之態度趨于強硬並未引起英國人的反應，新的自由黨政府採取一種溫和的姿態，而文翰因獲准休假由包令(John Bowring，1792-1872年)接任一事更加強了英國的溫和傾向。身材高大的包令是一位博學之士，而且是自由貿易的積極倡導者，曾任《威斯敏斯特評論》(Westminister Review)的主編，做過邊沁(Jeremy Bentham)的私人秘書，也是維利爾斯(George Villiers)(日後的外交大臣克拉蘭敦勛爵「Lord Clarendon」)的摯友。包令發覺自己財政境況拮据，於是申請出任駐廣州領事一職。他在1849年獲得了任命，並隨後對他在廣州所見到的中華文明着了迷。
基于共同的利益，美國和法國的公使支持英國的要求。1854年，三國公使建議討論修約問題；葉名琛斷然拒絶，稱全無必要。英美代表既不能在廣州說動葉名琛，也沒能在上海開始談判，遂於1854年10月北上尋求滿意的答覆。在大沽，他們沒有獲得直隷總督的接見(該員受朝廷之命不得親自接見夷人)，只得到了一個次等官員長蘆鹽政崇綸的接待。
兩位公使提出修訂稅率、在北京設使節、開放天津、獲得在內地購置地產之權、鴉片進口合法化、廢除內地厘金等要求；朝廷斥責這些要求毫無道理，責令公使返回廣州。
1856年，三國公使再次提出修約要求。朝廷告知可允許作一些合理的小變動，但重大條款不予考慮，以免萬年和約(《南京條約》)失去其意義。然而，在廣州的葉名琛頑固地拒絶談判，即使細小變通也不容許，堅稱如予夷人一寸，彼等或進一尺。美國特使伯駕(Peter Parker)不願退讓，於是獨自試圖前往北京。
在上海，中國人阻止了他繼續北上的努力。在這種狀況下，外國、尤其是英國逐漸不耐煩了，即使是那位生性平和的包令也被迫向倫敦報稱，需要用戰艦來擴展和改善英國與中國的關係。
3.亞羅戰爭
觸發英國發泄其憤怒的是1856年的「亞羅號」(Arrow)事件。「亞羅號」是一艘三桅帆船，裝備歐式船殻和中式帆篷的混合船舶；它由一位居于香港的華人9所擁有，並已向英國香港皇家殖民地當局登記，以防備中國官府無力剿滅的沿海海盜。1856年1O月8日早晨8時到8時半之間，當「亞羅號」懸掛英國國旗停泊在廣州城外時，4名中國官佐和60名兵丁登上該船，聲稱要搜尋一個臭名遠揚的海盜，據稱這名海盜就在船上。他們拘拿了12名華人船員，在混亂中，英國國旗被扯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