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四個字不僅是美國歷史的核心和靈魂，而且也是當今世界人類進步的最強大動力......那些在最短時期內取得最顯着進步的社會，並不是最嚴密組織起來的社會，甚至也不是自然資源最豐富的社會。不是的。那是因為那裡的人民被允許創造、競爭和建設，被允許獨立思考、作經濟決定、從他們自己的冒險中獲益，社會才變得最繁榮，最進步，最富有活力，最自由。15
這是給一個無神論的、專制的社會帶來的強烈而又刺激的訊息。中國領導人顯然把它看作是冒犯，他們決定在後來的新聞報道中刪除那些不能讓中國人民聽到的字句。中國的電視觀眾沒有聽到有關信念和自由的宣傳，也沒有聽到「自由的人民建設促進所有人發展的自由市場」一類的告誡。代理總統新聞秘書斯皮克斯(Larty Speakes)聲稱，雖然決定審查是「中國人民可以選擇的內部事務」，但他對剔除「總統關於美國人所珍惜的價值觀之見解的關鍵段落」表示遺憾，「這些段落將使中國人民更好地理解我們的國家和我們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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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根在復旦大學發表的電視演講中重複了同樣的主題，特彆強調人權：「我們相信每個男人、婦女和孩子的尊嚴。我們的整個制度的基礎是尊重每個人的特殊天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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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他自己作決定和過自己生活的特殊權利」。17中國人在電視直播時不允許將演講翻譯成中文，但還是有足夠多的人能聽懂里根的話。兩篇演講的全文很快出現在自由市場上，立即被搶購一空。
里根終於將他的訊息傳達了出去，中國的聽眾私下讚賞他的大膽和「骨氣」。18
中國的年輕人通過到國外和里根的來訪接觸到了西方的政治觀念，這些觀念使他們深受影響。他們逐漸感到，任何偏離西方民主制度理想的政治制度都將抑制個人的充分發展，都應該被斥責為落後、專制、與時代格格不入。
隨着1984年城市經濟改革的開始，犯罪、腐敗的事例越來越常見，在培養第三梯隊的幌子下偏袒高幹子女的現象也日益嚴重。大學生們把自己看作是年輕一代的良知，他們感到肩負着抗議這種世風日下狀態的社會責任。他們要人權，要民主，要法治，要言論、集會和出版自由，要求嚴禁專橫的逮捕和其它種種超越司法規範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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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是大學生，而且一般的文化界、藝術界和知識界也都受到了西方自由化的影響。作家和藝術家要求有更大的創作自由，開明的知識分子急切地討論自由選舉、三權分立、不同政見的權利和多黨制度之類的話題。上海的一位知名作家寫到：「思想意識應該是自由的、解放的、豐富多彩的......我為我自己樹立了四項基本的思維原則
擺脫意識形態束縛、擺脫盲從和迷信、自主思考、幫助自己的思想意識從必然王國跳躍到自由王國」。19
著名天體物理學家方勵之孜孜不倦地倡導人權和民主。他被譽為中國的「薩哈囉夫」，經常到各大學和研究機構露面，作巡迴演講。他最喜歡談的話題是法治、自由選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和政治多元化。他深信，學者具有對時代的重要問題發表內心看法的社會責任。
他稱他不害怕任何人，願意承擔行動的後果。他宣稱，一所大學應該把科學、民主、創造和獨立奉為四條基本信念。他鼓吹應該以這四條信念取代四項基本原則。他把四項基本原則輕蔑地比作迷信、專制、保守和依附。
他充分分享了五四運動的精神和觀念
科學、自由和全盤西化。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已經過時了，這套主義對中國的持續落後並保證中共無所忌諱地行使權力負有責任。他指出，中共的統治建立在軍事征服而非功績的基礎上，它在過去三十五年中的全部表現只能被認為是一場失敗。方勵之鼓勵學生為爭取他們的權利而奮鬥，但他從沒有要求他們上街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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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的採訪記者劉賓雁和作家王若望不適餘力地揭露官僚主義的陰暗面和官方對文學和出版的控制。他們特別反對1942年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篇講話宣稱文藝和新聞應該為政治服務。
劉賓雁是中國作家協會的副主席，他諷刺黨的四項基本原則，質問在中國堅持社會主義的邏輯。他問道：如果1953-1976年毛澤東時代的社會主義是正確的，1979-1986年間鄧小平領導下的社會主義又是什麼？這二者之間的區別是如此之大，它們怎麼可能都正確呢？他輕蔑地質問：
極左思潮的根本是什麼？它是相互厭惡、相互摧毀和相互殘忍。它使人成為非人。它使自由的人變得不自由。它把有獨立人格的人變成馴服的工具。
它把人變成野獸。在這個過程中，良知喪失了，自我批評的意識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相互敵視和仇恨，是相互懷疑和殘忍。最後，空氣中充滿了恐懼
對殘酷權力的恐懼，對領導的恐懼，對權威的恐懼......因此，我必須承認，左傾思潮的根本是非人主義。
劉賓雁斥責國人受四種幻想的矇蔽：(1)社會主義是完美的；(2)共產黨是永遠正確的；(3)馬克思列寧主義是永恆的真理；(4)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之間存在着深刻的鴻溝，過去幾百年裡資本主義社會中發生的任何東西沒有一樣應該予以適當的承認。劉賓雁聲稱，為了這些錯誤的觀念，中國付出了盲目犧牲和不必要損失的沉重代價。而這一切又換來了些什麼呢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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